具体案情

2018 年 5月 25 日 16 时许，某甲在石材厂工作时，被坠落的石板砸伤，后被送往**心医院，经诊断为右前臂毁损伤、右尺桡骨粉碎性骨折、右前臂软组织挫伤并缺损、右前臂肌肉毁损、右前臂血管神经损伤。2019 年 7月 17 日，某甲向**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过一定程序后，人社局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作出*人社工伤认[2019]**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的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后被鉴定为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伍级。

该案件接受石材厂的委托后，发现某甲不是石材厂的职工，虽然在该厂的某个大棚内工作，但该大棚已租赁给外地人某乙，有签订的租赁合同，能够证实石材厂与某甲没有劳动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工伤认定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两个条件是证明劳动关系和证明工伤发生事实。我们于是果断以石材厂为原告、**人社局为被告、某甲为第三人为诉讼主体予以起诉立案。

争议焦点

1、某甲是否受雇于石材厂？

认定劳动关系的条件：1、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2、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3、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安排其从事劳动。

本案某甲并没有受雇于石材厂，石材厂没有对其上班进行过考勤打卡，也没有向其支付劳动报酬的银行转账记录，没有安排从事劳动。

2、人社局以什么证据认定的工伤，其作出的决定是否合法？

经查明，石材厂与某乙签订租赁合同后，某乙为了给员工买上商业保险，与石材厂协商，以石材厂的名义替某乙的员工向保险公司投保了意外保险。某甲受伤后，石材厂配合保险公司提交了相关材料，使某甲获得了赔偿。其中石材厂提交了一份至关重要的证据：就是某甲是石材厂职工的证明。人社局以此认定某甲就是石材厂的职工，且在工作时间内发生意外，故认定为工伤。

一审判决书

本案被告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认定2018 年 5月 25 日第三人某甲工作时的受伤为工伤，其证据中的劳动关系证明（2018 年 1月 14 日石材厂向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明）、证人证言、调查笔录，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在关于劳动关系的证明内容上与本院调取的 2018 年团体保险投保单、投保声明书及被保险人清单相印证，证实 2018 年 5 月第三人受伤时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原告提交的 2017 年团体保险投保单、租赁合同、转账及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保险委托代买协议及申请调取的银行卡流水等证据，不足以否定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能推翻第三人受伤时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则被告人社局在劳动关系明确、证据充分的基础上对第三人作出工伤认定，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石材厂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 元，由原告负担。

石材厂收到判决后，对判决不复，向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经开庭审理，二审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求，对一审判决予以撤销，并撤销了**人社局的工伤认定书。

二审判决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是否合法。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做到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本案中，被上诉人**人社局在作出工伤认定的过程中，应对劳动关系进行准确的认定。因为劳动关系涉及到能否认定工伤以及界定承担工伤责任的主体。被上诉人**人社局依据盖有上诉人公司公章的证明，就此认定第三人某甲和上诉人石材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根据本院查明，某甲起诉案外人某乙和**厂，要求二被告赔偿其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损失暂计人民币 20000 元。据此，本案不能明确界定某甲受到事故伤害时，与何用工主体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人社局认定某甲受伤属于工伤，决定由上诉人石材厂承担工伤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驳回上诉人石材厂的诉讼请求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人民法院（2021）鲁 13** 行初 *** 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人社局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作出的*人社工伤认[2019]**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 元，均由被上诉人**人社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