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2021年4月2日14时52分，临海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在临海市花北站巡查时，发现韦某某驾驶的浙J.D65XX轿车有违法嫌疑，经检查相关证件及对驾驶员韦某某和乘客询问得知：2021年4月2日14时28分左右，浙J.D65XX轿车所有人兼驾驶员韦某某通过本人手机接收滴滴平台派单，从临海市后山托运站揽客4人开往临海市花北站，当车开到临海市花北站停车下客时，被临海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查到，未能提供合法有效营运证件。通过调查取证，得知浙J.D65XX轿车是韦某某于2018年9月购买注册，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被查时并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也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韦某某自行下载软件加人滴滴平台，驾驶员承认4月2日14点52分该单运费为10.2元。乘客手机显示车费为13.96元。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当事人韦某某立即改正并决定给予：警告，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二、法律分析

1.常识认为利用互联网实现约车载客目的车辆就是网约车，而法治观念上网约车全称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调整。一是从种属关系上讲，最上位概念是汽车，受驱动力、车轮数、载重量等限制，次上位概念是出租汽车，受运营标志、车载设备、计价器、顶灯等限制，下位概念是网约车，受车辆条件、服务方式等限制，若常识概念为一大圆，则法治概念仅为其中一点，点外皆为法外。二是从约车方式上讲，自行下载出行软件只是一种单方实施行为，如果没有与获得特别许可之平台公司签订书面协议，则没有形成法律关系，产生不了法律效力，以事实行为代替法律行为，因资质缺位必将受到法律规制。三是从营运关系讲，网约车经营不仅是车辆所有人或驾驶员与平台公司、乘客之间民事法律关系，因其属于许可经营，与行政主体间行政法律关系尤为明显。具体到本案，当事人韦某某从事载客收费车辆既不是网约车，也不是出租车，是非营运车辆，且未申请获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其后果自然不受法律保护。

2.常识认为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主体应是平台公司，不应是车辆所有人或驾驶员，而法治观念上该主体包括平台公司、车辆（所有人）、驾驶员。一是从法律上来说，依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都必须依申请获核准后方能取得，故平台公司、车辆所有人、驾驶员皆成为许可申请人主体，且交通运输部2017年7月31日出台之交法函〔2017〕564号文亦明确作出“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者、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车辆、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驾驶员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均适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立法解释。二是从法理上来说，网约车经营者平台公司须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实行公司化经营，加入平台公司之车辆所有人、驾驶员与其构成劳动合同关系，身份上对平台公司具有从属性和依附性，既然平台公司须经许可，则车辆所有人、驾驶员作为其职工自然应经许可方可从事平台公司业务。三是从法律逻辑上来说，平台公司如果是合法主体，客观行为合法，与车辆所有人、驾驶员又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则后者之非法责任要求由其承担明显缺乏法律上之因果关系，既不符合过错责任原则，也不符合无过错责任原则。具体到本案，当事人韦某某既是非营运车辆浙J.D65XX轿车所有人，也是该车驾驶员，且其与滴滴出行平台公司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却从事载客收费行为，故其理应适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成为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主体。

3.常识认为无资质网约车比正规出租车价格更低、服务更好，更加便民，更受市场欢迎肯定，存在即为合理，而法治观念上认为合理不一定合法，正规出租车出具发票确认了运输合同，车载装备保障了服务质量和视听资料证据取得，运营标志和顶灯确保群众监督下物证、人证易得，驾驶员拥有从业资格证对保证乘客生命安全更有说服力，乘客人身意外保险费缴纳避免了交通事故下对乘客二次伤害，简言之就是乘坐合法车辆生命更安全，财产更安全，权益更安全。另，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服务受市场地位左右，所以，仅从方便、便宜等眼前急切利益出发作简单价值判断意义不大且存有潜在风险。具体到本案，当事人韦某某与平台公司无劳动合同，给乘客未缴纳人身保险，加之其车辆非营运性质，运输合同成立及效力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对乘客而言，其请求侵权责任赔偿主体范围和能力明显要小于正规出租车上乘客；对韦某某自身来说，如其与保险公司签订之合法有效合同明确约定，投保之家庭自用车不能从事营运活动，则其非法营运造成事故之损失，如伤者医疗费、修车费、鉴定费等，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其赔付请求，故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乘客，都是两败俱伤结局。

三、典型意义

韦某某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案是临海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组建后打击非法营运专项整治的成果之一，也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施行以来查处无资质网约车较为成熟的案例。该案典型意义在于：一是实现了宣传网约车管理法规，引导互联网共享经济健康发展查处目的。无资质网约车因其便民赢得了乘客广泛支持，经过对立统一辨析安全与便民分合利弊后，有效引导了舆论走向，无论是当事人还是网民，大多都已经明显消除了对抗抵触情绪，能理性认同无资质网约车违法性与危险性；二是体现了以案释法既是合力之流又是张力之源理念，其手段是执法者的普及宣传，其目的是取得市民理解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