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山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巩固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便可南联华中，北接华北，与苏北、晋察冀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形成鼎足之势。而位于山东中南部的蒙山，横跨平邑、蒙阴、费县、沂南等县，群峰嵯峨，重峦叠嶂，是进行游击战争的理想之地。蒙山是沂蒙山区的主要标志，是鲁中、鲁南之间的天然屏障，是连接鲁中、鲁南两个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沂蒙山区，北靠胶济线，西迫津浦线，南临陇海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七七事变爆发后，蒙阳大地局面十分复杂。1938年4月21日临沂沦陷后，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率4000多人驻上冶、薛庄一带。同年11月和1939年1月，平邑街和费县城沦陷后，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及警备队撤离县城。老百姓人心惶惶，扶老携幼，四散奔走，通往山里的大路上难民接连不断。国民党统治处于崩溃边缘，区乡政权基本上各自为政。在这种局势下，有些地主借抗日的名义扩充实力。平邑南部孙鹤龄的地主武装能调动3000支枪，力量甚大。封建迷信组织中央道、一贯道、大刀会、红旗会、黄沙会、红枪会等道会门也纷纷活动起来，他们均有武装，其头目有的称道首，有的自封为司令。石莱、放城一带的顽军鲍峄山部不断到仲村一带派粮派款；山亭一带的顽军申宪武部和梁邱一带的李以锦部不断到平邑南部山区骚扰；山阴的恶霸地主阮玉润和汉奸李思泉活动于山阴至滕县一带。一些小股土匪也伺机活动，拉队伍、抢地盘、占山头，以图势力造大。有一首歌谣道出了当时的局面：兵匪满街走，司令多似狗，不是要捐款，就是抓丁走。

日军侵占蒙山前滋（阳）临（沂）公路沿线上的村镇后，大力扶持维持会，扩充伪军队伍，设据点，安碉堡，形势更为严峻。

第一节 创建蒙山前抗日根据地

1938年春夏之际，中共山东省委先后两次在蒙山前恢复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民众抗日热情高涨，民间抗日武装纷纷建立。

12月，国民党东北军于学忠率五十一军、五十七军陆续到山东甲子山和沂蒙山区驻防，五十一军一个营驻扎在白马关一带，五十七军一个营驻扎在九女关。于学忠身为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虽然也能坚持抗战，但受蒋介石“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影响，经常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搞摩擦，不断挑起事端，以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1939年春，刘桂堂匪部打着“反正抗日”的旗号窜回蒙山，却公开投降日军，矛头直指共产党及其抗日军民。在沂蒙区域内，以沈鸿烈、秦启荣为首的顽固派，积极执行国民党五中全会方针，不断制造袭击、残害共产党员和抗日军民的摩擦事件，成为山东抗战阵营中的一股逆流。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抗日战争初期尚能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自1939年下半年开始逐渐暴露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立场。

1939年3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六十一团由胶东到沂蒙山区，活动在地方镇一带。4月，驻扎在临沂县、费县一带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十二支队与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六十一团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活动在临沂县、费县一带。这一地区形成了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军民与日、伪、顽、匪犬牙交错的斗争局面。

一、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一部挺进平邑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派兵去山东”。11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政治委员萧华率部到达冀鲁边区。11月25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以陈光、罗荣桓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三四三旅主力全部去山东、淮北为宜。继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于12月到达湖西地区后，1939年3月1日，第一一五师师部和第六八六团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以东进支队的名义，经河南、河北交界处进入山东。

1939年4月26日，罗荣桓在泰西古城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分析了蒙山、鲁南的基本情况，明确提出第一一五师进军蒙山及鲁南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5月下旬（陆房突围后），第一一五师司令部参谋处长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领第一一五师师直机关、特务营、教导大队（又称二梯队），组成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前梯队（以下简称东进支队），首先越过津浦铁路进入泰（安）泗（水）宁（阳）边区，后又分左右两路向蒙山前进军。

右路军由彭雄任司令员，钟左为参谋长，周贯五为政治委员（周调走后，由彭嘉庆接任），辖第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六支队第七团（原冀鲁边区第七团，仅有4个连，以下简称七团）。团长李子英，另有潘振武带领的100多人的第一一五师民运工作队。右路军在彭雄率领下，越滋（阳）临（沂）公路到达平邑段以南的流峪一带驻扎。右路军带着中共山东省委的介绍信，找到费县县委书记刘次恭。刘次恭率地方一大队配合右路军活动。同时，又约了县委统战部长张若林去流峪配合右路军开展工作。

右路军到流峪不久，即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彭雄司令员亲自主持大会并作了抗战形势的报告，使当地群众深受鼓舞。地方士绅名流也先后在大会上作了表态发言。会后，中共五分区委积极配合右路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为随后区、乡、村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此时，有两股土匪在平邑东北十八村一带骚扰掳掠，这一带的乡长到流峪找到县委统战部长张若林，要求部队剿匪。彭雄带两个连从铜石东过河，挺进十八村，住在岳家村，留下两个连队仍在流峪活动。彭雄在搞清匪情后，迅速将这两股土匪打垮，深受群众欢迎，借机开辟了十八村一带。

右路军每到一处，走访群众、宣传抗日、演出抗日节目，特别注意做统战工作，和各阶层人士接触，争取抗日力量，扩大抗日阵营。部队进村后，走访队到各家各户询问是否有损坏的东西未赔偿，是否有违犯群众纪律的。八路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生活俭朴，深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左路军在王秉章等率领下，进驻到平邑以北的马家峪、马尾庄一带。他们走村串乡宣传抗日主张。7月7日，左路军在马家峪召开大会，纪念全面抗战爆发两周年。费县、泗水、新泰、蒙阴、泰安等县各界代表万余人参加大会。东进支队领导王秉璋、黄励主持大会并讲话。全国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出席大会并发表了演说。

纪念大会后，梁漱溟在马家峪一带村庄考察走访，曾住在峡玕村张宗九家，晚上召集村内少年儿童，收集民间歌谣。直到7月21日才离开沂蒙山区。

一一五师的到来，使平邑大地呈现出一派新气象：村里的墙壁上写着抗日标语；战士们有的在山坡树荫下学习文化，有的排着整齐的队伍操练，有的在排演抗日剧目，高唱抗日歌曲；抗日将士们精神饱满，军容齐整，纪律严明，情绪高涨。老百姓从中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

一一五师到达蒙山时，山前已被八路军山东纵队改编了几支地方抗日游击大队，其活动的范围仅限于地方、流峪、仲村和柘沟、南阳等几个区（乡），且经常受到日伪顽匪的侵袭和阻挠。当时群众尚未广泛发动起来，抗日政府还未建立，抗日根据地尚未形成。东进支队把整编地方武装、壮大人民力量，作为开辟蒙山前抗日根据地的当务之急。针对有些游击队负责人是士绅出身或国民党区乡长政要的头面人物，而又经常受到日伪顽的威胁引诱、容易动摇的现状，东进支队在县委的支持配合下，向这些地方游击大队派出部队干部，到这些大队担任政委、教练，负责政治、军事等工作，或派出特派员协助这些游击大队的领导，使其能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同日伪顽开展武装斗争。在此基础上，又将蒙山前党领导的部分人民抗日武装和部分开明士绅人士创建的统战性质的抗日武装，整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费县游击部队，彭雄任司令员，下辖六个游击大队。东进支队与地方党组织紧密配合，做深入细致的统战工作，在蒙山前当时社会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争取了一批国民党旧政权的区乡长加入抗日阵营，团结了一些地主及地方士绅名流共同抗日。随着蒙山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收编的地方武装越来越多，部队番号也经常变换。当时整个蒙山前费县城以西抗日武装组织达13个之多。

9月，东进支队由王秉璋、黄励率领开进鲁南大炉一带开辟鲁南抗日根据地。临行前，县委在一一五师司令部驻地柘沟召开会议，邀请王秉璋、黄励参加。王秉璋首先作了形势报告，然后和县委成员共同研究创建蒙山前根据地的有关事项。会议后，一一五师师部从柘沟迁到岳家村，然后过滋临公路去鲁南大炉，留下彭雄司令员率第七团和教导大队继续在蒙山前活动。彭雄根据县委的建议，决定将七团两个连部署在白马关前仲村一带，重点防御驻新泰顽军鲍峄山部的侵袭；另两个连部署在紫荆关前的东庄（今属平邑县资邱乡）一带活动；教导大队先驻柘沟，后驻北孝义。这段时间，县委和各分区委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到各村组织妇救会、农救会、抗日自卫团，同时把抗日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快了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步伐。

二、粉碎日军第一次大“扫荡”

1939年夏，日本侵略军企图摧毁驻鲁中地区的国民党苏鲁战区总部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从6月1日开始，日军在酋植田大将指挥下，以第五、第一一四两个师团主力及第二十一师团一部共2万余人，由津浦、陇海、胶济路及台（儿庄）潍（县）公路各据点分十几路出发，以莒县、沂水为中心由北向南，自西而东，运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鲁中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鲁中八路军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的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蒙山南北展开反“扫荡”作战。此时，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进驻到蒙山西麓，引起了平邑、泗水日军的不安，他们妄图趁八路军立足未稳，将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消灭于蒙山脚下。

6月6日，平邑、泗水据点的日军500余人进犯第一一五师驻地马家峪村。一一五师第七团奋力迎击，将前来“扫荡”的日伪军打得溃败而逃。七团乘胜追击，一直追至平邑镇据点附近。战后，彭雄司令员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分析讨论战斗经过。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一一五师彭雄、王秉璋、黄励、周贯五等领导一致认为，这次日军的行动只是武装侦察，是大举进攻的前奏。于是，军事总结会变成了战斗动员会，对迎接日军大举进攻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第二天，平邑、费县城、泗水、兖州等据点共出动日伪军1000余人，再度向马家峪进犯，并占领了仲村镇。彭雄司令员派出小股部队迎击日军，边打边撤，将日军渐次诱至云头山。待日伪军进入伏击圈后，在抗日游击第四、六大队的配合下，七团战士猛烈开火，日军倒下十几个。日军用山炮、轻重机枪向云头山轰炸扫射，伏击部队占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战斗持续竟日，日伪溃退。七团边追边打，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战斗，七团伤亡20余人，毙伤日伪军50余名，收复了仲村镇。

当七团与日伪对峙了一天的时候，驻白马关、九女关和蒙阴的国民党五十一军、五十七军等却坐视旁观，没有配合八路军打击“扫荡”的日军。不久，费县城、平邑、泗水、滋阳等地的日伪军，又转向蒙阴的国民党军和驻防蒙山白马关、九女关的国民党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各一部进犯。国民党军队5000多人不予抵抗，望风而逃，撤到临沂七区九女山车辋一带山区。在真假抗战的对比下，八路军的影响迅速扩大。老百姓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真心抗战的。此后一段时间，驻平邑据点数百名日伪军常到周边地区抢掠，均遭到地方武装的打击。

11月中旬，驻平邑据点日军畑烟中队长纠集临沂、费县、梁邱、平邑、大卞桥、泗水日伪军1000多人，分两路向蒙山前进行大“扫荡”。西路人数较少，直扑仲村；东路由畑烟带领日军主力，目标是鲁埠、三官庙、羊子庄（均属今平邑县）一带。当时，津浦路东支队司令部驻北仲村。彭雄司令员接到情报后，召开了反“扫荡”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后勤单位立即转移，由七团一个排和津浦路东支队三团埋伏在南屯，阻击西路日军；七团主力埋伏在荆山庄、承安庄、公家庄一带阻击日军。彭雄的指挥部设在相距两个战场各约2公里地的乐里庄东岭，

11日晚上，七团一个排和费县游击一大队分别埋伏在南屯和荒里村。凌晨三点钟左右，日军利用夜色从平邑沿公路悄悄北犯，在不明情况下，一大队向回龙庙转移。日军随即尾追一大队，双方展开激战。此时，七团的那个排也和日军交上火。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才把这股日军打回平邑据点。

12日下午，日军中队长畑烟率领东路日伪军从鲁埠玉皇庙经羊子庄进犯公家庄。13日早晨一出公家庄北门，就和埋伏于荆山庄、承安庄、公家庄的七团主力接上了火。日军武器精良、火力猛。第七团装备差，只有两挺机枪，双方展开激战，七团不支，向黑山撤退，经过一段开阔洼地时，19名战士壮烈牺牲。

七团战士撤往黑山后凭借有利地形，与日军打了一整天，击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日伪军用炮狂轰滥炸，疯狂射击七团阵地。七团充分利用黑山东、西两个山头的地势来回调动兵力，钳制敌人。彭雄司令员骑着马奔驰于两个山头来回指挥，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激烈。七团一名战士用墓碑为掩体向敌人射击，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战士下巴以上被弹片削掉，但仍端着带刺刀的步枪倚碑站立不倒。战斗进行到白热化时，战士们冲上去与日军拚刺刀、扭打、撕咬在一起，有的战士抱住日军滚下悬崖，同归于尽。

战斗打了一整天，日军始终未能攻下黑山，疲惫不堪，只好灰溜溜地撤退，在经东西武沟撤退至乐里庄附近时，又遭到一大队和七团一个排的伏击。时天色渐黑，日军不敢恋战，慌忙窜回据点。此次战斗毙伤日伪军40余人，缴获机枪1挺，战马4匹，七团也伤亡一个排的兵力。

战斗结束后，附近各村老百姓自发地向部队送慰劳品。彭雄司令员急召县、区、乡干部开会，感谢群众对八路军的关心和爱护，希望区、村干部出面劝阻老百姓不要再送慰劳品，以免增加群众负担。打了败仗的日军中队长畑烟，在据点内气急败坏地发誓要和彭雄决一雌雄。

11月下旬，日军又集结日伪军近500人，向蒙山前“扫荡”。彭雄得到情报后，决定在保太岭伏击日军。彭雄和七团团长李子英率部分别埋伏在保太东岭和西岭。日军分东西两路侵犯。东路日军到了岭下的洼地时，埋伏在两侧的八路军顺沟夹击。后退之路被堵住，前行之路被火力压制，日军被压在开阔地带动弹不得。日伪军死伤30余人，畑烟被打掉了两个手指，翻译官被打死。由于第七团子弹有限，团团包围了敌人而不能迅速全歼。东路被围日军正进退两难之时，其西路骑兵冲来，狼狈不堪的畑烟部被接出重围。

日军从第一次“扫荡”到后来接连进犯，屡战屡败；企图在仲村安设据点，打通平邑至蒙阴交通线的一系列阴谋，迟迟未能得逞，反而损兵折将。当时，在蒙阳大地流传着一首民谣：“涝怕阴，旱怕晴，鬼子汉奸怕彭雄；听到彭雄来，鬼子汉奸跑掉了鞋；听说彭雄到，鬼子汉奸不敢笑。”

三、平息暴乱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蒙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和拥护。随着统一战线的形成、武装组织的建立、民众抗日激情的唤起等，蒙山前出现了极为有利的抗战局面。此时，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国民党费县党部书记王公武（日特）、国民党蒙阴县县长郑小隐，受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影响，迎合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煽动利用蒙山前的会道门组织，掀起了一股抵抗八路军的逆流。东近台、蒋沟、洼里和十八村一带道会门最为活跃，洼里村尤为凶顽。活动在这些村庄的红枪会、无极道、圣贤道等封建迷信组织，道首设坛说法，网络许多信徒。信奉这些邪教的人，荒唐地认为喝了“符”“刀枪不入”，于是赤膊上阵，横冲直撞，有一股亡命的邪劲。顽固派欺骗煽动，利用他们作为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的工具。县委和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的领导，以民族利益为大义，曾多次作他们的工作，动员其共同抗日。但他们从拒绝联合抗日、拒绝八路军入村，发展到专门对抗八路军。见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武装就打，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成为共产党八路军开创蒙山抗日根据地的一大障碍。

蒙山前大大小小的村庄，在二三十年代饱受匪患的侵扰，特别是土匪刘桂堂，在这一带抢劫、绑票，搞得民不聊生。各村以有钱人为首，购买枪支，组织武装，绕村修起坚固的围墙，每隔几百米有一岗台。村民日夜巡逻，发现情况，鸣锣报警，村民齐心协力抵抗土匪，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的“土围子”。反动会道门组织就利用了这些“土围子”，对抗八路军，破坏抗日。

攻打东近台村的“无极道”1939年7月，县委命令四大队、六大队首先攻打东近台的“无极道”。四大队、六大队强行突破围墙，进入村内，面对钢枪和手榴弹，手持红缨枪和大刀的无极道道徒顿时土崩瓦解，打破了道会门“刀枪不入”的神话。打开了东近台，周围的村庄受到很大的震动，不攻自破。由于反共的道首和受蒙蔽的群众混在一起，县委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区别对待的原则谨慎地进行了处理，教育受蒙骗的群众，打击极少数反动道首，平息了“无极道”。

平息“红枪会”暴动“红枪会”也称“黄沙会”，是封建迷信组织之一，遍布十八村至石河一带的沿山村庄。彭雄司令员认为，要因势利导，动员他们抗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以防被土顽等反动势力利用，并通过请“红枪会”头目吃饭等各种方法，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国民党张里元部为扩大自己的防区，限制共产党和第一一五师的行动，早已派遣国民党费县党部书记王公武到十八村一带活动。1939年10月上旬，趁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主力去鲁中参加反顽斗争，蒙山前八路军兵力相对较少之际，“红枪会”突然发动武装暴乱。他们在尹家村、岳家村集合附近村庄的“红枪会”会徒1500余人，在尹家村逮捕了费县游击司令部特务大队干部战士10多人，又在塔佛山上将津浦支队三团一营两个班的战士下械逮捕，被捕战士大部分被杀害。接着他们又进攻安靖东山和栏马庄。彭雄司令员得到情报，即沿蒙山前东进，在柘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趁其立足未稳，予以反击。由第七团团长李子英带两个连，在费县游击司令部特务大队配合下进攻栏马庄，参谋长钟左带一个连和津浦支队三团团长续志先带两个连进攻尹家村，骑兵排在资邱负责牵制。彭雄司令员和县委统战部长张若林率教导队在塔佛山上指挥。当夜12时，各路同时展开进攻。“红枪会”会徒赤膊在前，国民党张里元的顽军在后，凭借坚固的围墙死命抵抗，一天激战未果。第二天夜里，指挥所与进攻尹家村的部队失去了联系，钟左带部攻入尹家村占领大寺后，反被土顽包围。彭雄亲自带一个连摸进尹家村，与进攻尹家村的部队会合，部队士气大振。拂晓，“红枪会”会徒在一面黄旗的引导下，呼喊着口号重又攻击大寺。彭雄要求集中兵力予以痛击。当扛旗的“红枪会”会徒被击倒后，其余会徒纷纷逃窜。附近几个村的“红枪会”均处于八路军的包围之中，感到处境危机，深知上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当，便派出代表与八路军讲和。彭雄委派县委统战部长张若林与他们谈判，讲明只要不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拥护抗日，交出武器，其生命财产均受保护。在八路军军事打击和思想教育下，谈判取得成功，一场由国民党顽固派操纵的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的“红枪会”武装暴动被平息了。

随后，县委派出10余人的工作组进驻尹家村、岳家村、赵家村、唐家村、时家村等几个重点村开展工作。工作组组长由杜峰担任，成员从县委机关各部门抽调。工作组以尹家村、岳家村为中心，白天到各村开展工作，夜间集中到岳家村，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变。经过大量工作，工作组摸清了这次“红枪会”作乱是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和费县党部书记王公武共同策动的。工作组发动群众揭露张里元、王公武不抗日专制造摩擦的罪行，宣传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唤醒了民众，团结了绝大多数“红枪会”中被蒙骗的群众。

消灭蒋沟村的“无极道”蒋沟村及武台北山峪的万山庄一带，遍布着封建组织“无极道”。其道首逐渐为蒙山北面的顽固派、原国民党蒙阴县县长郑小隐所掌握。这一带的“无极道”在道首的控制下，走向了不抗日、反对八路军的邪道。他们组织道徒阻碍八路军和抗日工作人员进村，对八路军的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抵制。特别是乘八路军反击日军第一次大“扫荡”之机，他们在后边施行武装骚扰，直接破坏了反“扫荡”斗争。1939年8月20日，一一五师第七团在四大队、六大队等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对蒋沟“无极道”进行武装打击，相继消灭了下关、大埠槐、孙家庄等村的反动势力，开辟了该地区。从此，县委由仲村移驻柘沟，并乘势向东开辟、发展。1939年12月，第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又平定了武台北山峪一带的“无极道”，随之县委派出工作团开辟这一地区。

洼里村战斗洼里村位于蒙山前，该村围墙又高又厚，四面都有炮楼，墙外是深沟，沟上插满了鹿砦，外围布满了铁丝网。村里“红枪会”十分猖獗，其道首是个女魔头，称为华婆子，她叫嚣“关上围门抗八路”，不仅不让八路军进村，即便是从附近路过，也要开枪射击。华婆子50来岁，双手使两把匣子枪，手下的武器都是钢枪。她还迷惑了100多名道徒。他们每天都鸣锣喝号，站岗巡逻，对抗八路军。这个“土围子”，成为揳在蒙山抗日根据地内的一颗钉子。

1939年秋，附近的地方武装曾攻打过洼里村的“红枪会”，连攻数天，没攻进村里。华婆子气焰更加嚣张，并不断骚扰附近的村庄。1940年2月，费县游击司令部召开各大队负责人会议。彭雄司令员主持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了攻打洼里的意义，要求对部队进行战前动员，搞好战斗准备。并决定由费县游击司令部二大队管友恩部攻打。

会后不久的一天夜晚，管友恩的二大队奉命把队伍集结在南夫宁村，第一一五师派在二大队工作的马政委、毛连长和陈明特派员正在做战前动员，突然“砰”的一声枪响，马政委应声倒下，接着毛连长和陈明特派员也中弹牺牲。管友恩等临阵哗变，打死八路军干部，拉着自己的队伍，逃往泗水、新泰交界处，投奔了顽军鲍峄山。由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得不中止攻打洼里村“红枪会”的战斗。

管友恩原系国民党旧镇长，手中掌握着一支武装。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进驻蒙山后，和县委共同努力，对管进行统战工作，管随机应变，表示愿意联合抗日，被第一一五师收编为费县游击司令部第二大队。管友恩部虽然接受了改编，表面上参加抗日阵线，实际上与伪顽反动势力暗中勾结。攻打洼里触到了他的痛处，于是公开叛变。

3月7日，第一一五师七团三连接受了攻打洼里“红枪会”的任务。指挥部设在华家村外高岭处，罗荣桓政委亲自到洼里村外岭头观察地形，并作了战斗部署，他要求要把教头和教徒及老百姓区别对待，以争取教育为主。洼里村对抗八路军的顽固分子是少数，多数群众是被迫胁从，为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减少伤亡，三连用一个排的兵力潜伏在村东，傍晚时分，战士们先将数只公鸡沾上煤油，点燃后从围墙东北角扔进去，引起村内草垛燃烧，趁混乱之机，战士们用手雷炸开铁丝网爬进去，打开了东门，一阵机枪扫射，被挟持的群众纷纷逃散。仅剩100多名教徒守在一座教堂里负隅顽抗，七团三连集中火力将其击溃，当场打倒了40余人，活捉了几个“红枪会”的头目，其首领华婆子也被生擒。号称“铁桶”的洼里村，在八路军主力进攻下，仅用20多分钟时间就土崩瓦解。

蒙山前抗日区域形成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自1939年5月到蒙山以来，广泛发动民众抗日，帮助地方培训抗日干部，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大批的地方开明士绅和旧政府人员，协助县委整编了许多地方武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打通了从马家峪经蒙山前到上冶的一条道路。这条路所经过的村庄有：马家峪、李家庄、康阜庄、西武沟、东武沟、承安庄、公家庄、蒋沟、大夫宁、杨家庙、汪家坡、黄崖、杨谢、陈家庄、郭家庄、柘沟、万寿宫、邢家庄、薄板沟、栏马庄、岐古庄、东庄、上冶等30多个。这条道路的贯通，把蒙山前的这些山庄连成一片。这片区域，热闹非凡，沿途村庄常有穿草绿色军装的八路军部队驻扎（第115师来时穿灰色军装，来到蒙山时换上了山东纵队送来的草绿色军装），路上常见到来来往往骑马的八路军和八路军的联络人员。村自卫团、抗日先锋队等抗日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在这一带村庄纷纷建立起来。这里离平邑日军大据点和滋临公路较远，又避开了仲村、柏林、卞桥等日军的小据点。在这一狭长的地带，打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1940年2月，随着费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第一一五师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经过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到1940年春夏之交，已形成了西起马家峪、东至上冶的羊山，南至滋（阳）临（沂）公路、数百个村落区域的蒙山前抗日根据地。

四、建立抗日民主政府

五区抗日民主政府 1939年5月，中共费县五分区委决定，利用国民党南阳乡乡长对蒋介石消极抗战政策不满，主动辞职的机会，发动群众民选乡长，以利抗日活动的开展。县委同意这一意见，并派张振华等人组成工作组协助工作。彭雄司令员率第一一五师津浦路东支队刚到流峪，也派出工作人员协助民选政府工作。下旬，在经过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民

选大会在流峪召开。原计划是选乡长，但因为参加会议的群众遍布五区全区，不仅南阳乡，而且还有唐村、流峪、丰阳等乡的群众。于是，张振华和五分区委书记张杨及第一一五师工作人员临时商量决定，把民选南阳乡长改为民选五区区长。大会由张振华主持，采取提名举手表决通过的方式，选举诸葛子范为五区区长。五区抗日民主政府由此产生。这是蒙山前开天辟地第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

费县联合办事处 1939年7月，在第一一五师的直接帮助下，中共费县县委在六区的李家庄（今属平邑县仲村镇）一带召开一、四、五、六区代表会议，经民主协调，决定成立费县联合办事处（又称费县一、四、五、六区联合办事处）。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县区各级负责人。选举民主人士唐绍典为办事处主任，孙冠璧为副主任，中共代表李伯瑾任行政科长，王瑞（王润生）任财务科长，张若林任武装科长。办事处辖老费县一、四、五、六区，确定李鹤轩、马健分别为一、五区区长；续志先、唐洪林（后叛变）仍分别任四、六区区长。费县联合办事处的建立，为建立费县抗日民主政府奠定了基础。

费县抗日民主政府 国民党费县县长李长胜因1939年12月26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官流庄惨案，1940年1月29日被人民武装驱逐。为使县政不致无人主持，临、郯、费、峄边区动委会于2月16日在大夫宁村（今属平邑县保太镇）召开费县抗日各界代表大会，到会各届代表共230余人。中共鲁南三地委书记宋子成和政府部长于化琪，省“总动委会”特派员、鲁南宪政促进会三分会常委狄井芗和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的樊鹏飞等，到会主持会议。会前，狄井芗等和县委领导一起召开了两个预备会议：一个是由参加选举的中共党员参加的党内会议，传达上级党委的指示和方案，介绍中共山东省委派来参选的韩文一等人的简况，以统一党内的思想；另一个会议是由共产党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和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代表会议，协商和统一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知名人士的认识。

大会进行了两天。会上各地代表提出、讨论通过了13条有关费县救亡大计的议案，其中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重建县“动委会”两大议案在大会付诸实施。国民党代表王兰斋在发言中表示，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要始终奉行孙中山总理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些求得国家、民族生存的名言，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共产党代表张雄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有解放中华民族和解放世界人类的伟大任务。七七事变后，国共重新合作，中共所领导的军队都奔赴前线作战，其中包括在山东、在费县与日军进行的斗争。”他强调有人挑拨国共合作，我们一定要加以反对。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合作才能胜利，分裂只有灭亡。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与国民党合作抗日，而且要合作建国。要与一切进步的国民党同志合作到底！

在与会代表的拥护支持下，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依次选出了费县县政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及组成人员。唐绍典、韩文一、邵子厚、王兰斋、赵仲三、马健、王一民为县政委员会委员。韩文一为县长。下设武装、财政、文教、民政四个科，樊鹏飞任武装科长，王瑞任财政科长，刘次恭任文教科长，唐绍典兼任民政科长。政府人员的组成，不仅确保了党的领导，而且也体现了抗日政权中“三三制”（1/3的共产党员，1/3的进步分子，1/3的中间分子）的原则。大会还选举了县民众动员委员会，樊鹏飞、孙冠璧、石塔先等15人为县动委会常委，樊鹏飞为动委会主任。费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标志着蒙山前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五、根据地军民与土匪刘桂堂的斗争

1939年5月，土匪刘桂堂打着“反正抗日”的旗号开进鲁中山区后，东北军于学忠将刘部改编为国民党“新编第三十六师”，刘桂堂任师长。不久，该部移驻费县境内。9月份，刘部驻扎十八村一带。刘部此次到费县时，曾深受其害的人民群众不计前嫌，仍按照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政策，沿途欢迎刘部回原籍参加抗日。县委还派员慰问和联络，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民运工作团、县委的领导，多次带慰劳品去刘部慰问和做统战工作。当时，刘桂堂曾表示愿意与八路军合作，共同抗日。

11月份，县委和津浦支队三团团部驻在万寿宫的仓房，三团参谋处、政治处及特务营均驻在蒙山前柘沟村。政治处驻在村东南一老百姓的菜园空房内，特务营分排、班驻在老百姓家。4日，刘桂堂秘派其一团团长刘世铭（诨号刘货郎）率部驻到柘沟村村西仅1公里的陈家庄、郭家庄。县委和津浦支队三团得知这一情报后，认为刘部已“反正抗日”，不可能对抗日武装出手，当时并未引起高度警惕，只是调一营到距柘沟1.5公里的邢家庄，做了些一般性的防御。6日晚9时，刘部一团团长刘世铭派人邀请津浦三团团长续志先去郭家庄他的团部开会，研讨解决军大衣的问题。津浦三团参谋处的干部都认为从刘桂堂的一贯人品来看，续志先不能去参加会议，以防有诈。续志先认为出于礼貌考虑参加为妥，于是个人毅然前往。续志先一到郭家庄，就被刘部扣留。第二天早上，刘部兵分两路突然将柘沟村包围。当时，虽然有哨兵鸣枪报警，但因多数同志尚未起床，来不及组织反击，除300余人突围外，特务营和三团团部的200余人被俘，枪被抢走。刘世铭将续志先和刘曦、马伟、李毅等200余人扣押了2天，经过交涉和斗争，续志先等人被放回，但枪支拒不归还。自此，刘桂堂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

刘桂堂策划制造的柘沟事件，给刚组建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造成了重大损失，以致造成津浦支队三团番号取消。同时，也引起了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

柘沟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一是过于偏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联合，过多照顾统战关系，没有在特务营尽快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缺乏作必要斗争的思想准备，产生了麻痹思想，对统战对象缺乏有针对性分析，特别是对刘桂堂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放松了警惕，以致逆端突现，无所适从；二是队伍成份不纯又缺乏严格管理，对特务营副营长汪运昌干过土匪，是刘世铭结拜兄弟这一重要情况又没有掌握，政治处也没有对特务营的成员进行及时地整顿，以致在遭受突然袭击时失去作战能力；三是三团组建时间短，缺乏必要的训练和管理。

刘桂堂，字兴田，1892年生于费县五区锅泉村（今属平邑县铜石镇）。幼年出身贫寒，年轻时曾为地主家放牛放羊。民国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纠集一批地痞、惯窃于1915年上山当了土匪，因其结拜兄弟中他排行第七，又因脸黑、心黑，人称刘黑七。刘匪率部到处打家劫舍，抢掠民财。在蒙山前一带，就制造了大白泗惨案、白马峪惨案、南孝义惨案等。刘部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杀人如麻，按刘黑七的话说 “杀个孩丫不留”。刘黑七杀人手段极其残忍：枪杀、活埋、点天灯（活埋时只露头部，用刺刀挑破头形成血喷）、剖腹、挖心、活剥皮、烧死、烫死、淹死、吊死、大卸八块、棍棒打死、小孩上碾轧，叉腿劈两瓣，以至小孩哭闹时，如果说“狼来了”，小孩照哭；如果说“刘黑七来了”，小孩便噤若寒蝉，吓得赶紧躲藏。刘匪不仅在山东抢掠作恶，还流窜到河北、河南、江苏、江西、辽宁、热河、察哈尔等十几个省抢劫。1927年刘部被张宗昌部收编，又先后被冯玉祥部、何应钦部、阎锡山部、张学良部、韩复榘部、宋哲元部收编。刘不论被谁收编，他注重的是军饷，有时是形势所迫，有时是权宜之计，合适就干，不合适就翻脸，能打就打，不能打就窜，这是他一贯的伎俩。当时军阀混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刘桂堂钻这个空子，混了多年。1933年山东省长韩复榘派兵清剿未果，也曾招安，不久他又反叛，继续作恶。七七事变前，刘桂堂部在河北被宋哲元部袭击，基本被歼。他逃往天津日本租界，和日军暗中勾结。七七事变后，刘桂堂召集旧部投日，在东北伪满洲国充当汉奸，被日军委任为“皇协军前进总司令”。1937年底随日军回到山东青岛又转到胶东。1939年5月间，刘部打起了“反正抗日”的旗号窜回鲁中，当时该部仅有500人左右。

刘部在蒙山前安顿下来后，便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当地过去曾跟他干过土匪的兵痞、地痞纷纷投奔。不久，刘部就扩大为3个团，共1000余人。但此时人多枪少，刘桂堂通过部下刘世铭在津浦支队三团特务营任副营长的结拜兄弟汪运昌了解到，津浦支队三团的武器较好，便心生歹心。此时，地方上的一些反动势力，如青帮头子也投于他的麾下，鼓动他趁此扩充实力，扩大地盘与八路军抗衡。于是刘桂堂以要棉衣为借口，以抢夺武器为目的，制造了柘沟事件。

刘桂堂制造柘沟事件后，公开撕去反正抗日的假面目，并于1940年3月10日，派其参谋处长朱复宇找到费县日本宪兵队队长并铁五郎，秘商再次投降条件及进攻山东八路军的计划。刘桂堂公开投日，激起了根据地军民的极大愤慨，多次召集会议对其进行声讨，并相机予以痛击。

刘桂堂投靠日军后，于4月26日配合平邑、白彦等据点日伪军共800余人，分四路向流峪、常庄一带进犯，苏鲁支队某部给予痛击。5月2日，刘桂堂部配合日军进犯陈家庄、柘沟一带，主力部队一一五师第七团击退日伪进攻，毙伤俘日伪军400余人。刘桂堂部除配合日军“扫荡”外，还经常在滋（阳）临（沂）公路两侧窜来窜去，独自进行破坏。

5月15日，刘桂堂部1000余人进犯常庄一带，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一部在常庄东北部击溃刘部的进犯，并收复了流峪。

6月13日，刘桂堂部3000余人占据了柘沟、杨谢、北孝义一带村庄。刘桂堂师部驻柘沟，一团驻北孝义，二团驻杨谢。刘部占据这些村庄后，修围墙，扎木寨，妄图长期占领。在这里，刘桂堂部不仅捕杀当地抗日军民，而且连乐陵到这里逃荒的10余个无辜难民也全部被活埋。占领区的人民叫苦连天。一一五师决定拔除这颗钉子，派六八六团一部和七团大部共约2000多人，从鲁埠出发，先到汪家坡，通过修村寨的民夫了解情况后，在民夫带领下趁夜色绕过岗哨较多的柘沟村北和村西，到村南进攻。村南边刘部只有一个哨兵，发现有进攻部队后，打了一枪就往村内跑。进攻部队快速冲入村内，直奔刘桂堂住处。刘桂堂还未睡，听到枪声，翻墙逃跑。这次战斗打死打伤和俘虏匪军100余人，缴获枪支100余支。

柘沟战斗打响后，杨谢战斗随即打响。杨谢的老百姓为一一五师提供了详细的地形和匪兵驻扎情况。战斗从夜里11点开始，部队打进村庄后，和匪兵展开了夜间巷战。狡猾的匪兵，从挖有枪眼的墙上向外射击，战斗呈胶着状态。天明后，一一五师参战部队有意把匪兵压到村东南角，迫使匪兵向外逃跑。村外是一条河，河东面是又高又陡的摩天岭。1000余匪兵从村东南逃出。一一五师参战部队用机枪扫射，把匪兵压在大河以东摩天岭下，打死打伤匪兵200余人，俘虏300多人，缴枪数百支。

翌日下午，一一五师又对固守北孝义的匪部进行强攻，匪兵不支，于黄昏时弃寨逃窜到老家锅泉一带。其侵占蒙山破坏根据地的阴谋被粉碎。

刘部受打击后，深感势单力薄，于是便采取依靠日军、共同行动的办法。将队伍分散驻到日伪控制的交通线上，以求得日伪的保护。除夜间单独行动，袭击乡村政权，进行抢掠外，主要是配合日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充当日军的马前卒。此后，多次配合日伪军侵犯抗日根据地，袭击八路军和抗日武装。

1941年3月，刘桂堂部又到常庄、卓庄、巩家山一带进行抢劫。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及费南县大队将其包围在马家崮，激战半日，歼其50余人，缴枪20余支。同月，刘桂堂部1000余人，袭击费南县机关驻地蒋家庄。第一一五师教导大队一部及其县大队予以迎击，将其击溃。

4月，刘桂堂部500余人，袭击费南县一区蒙阳乡公所驻地野鸡坡。乡长刘广栋和乡分队干部战士20人牺牲。

7月17日，第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及山东纵队一旅一、三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起讨伐刘桂堂的天宝山战役。经过多次战斗，刘桂堂部狼狈逃窜，天宝山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9月27日，费南县委机关和县大队不足300人，转移到费南老池峪。夜11时，刘匪3000多人，突然包围了老池峪。刘匪攻入村内，双方展开巷战。费南县大队一边战斗，一边突围，由于匪徒人员多，突围十分困难，形势非常严峻。费南县长马健光着膀子指挥突围，300多人形成合力猛打猛冲，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包围。这次战斗，县委、县大队24人牺牲，120余人负伤。

1942年5月8日，刘桂堂部200余人抢占费南中心区之制高点南大顶，企图构筑据点。次日拂晓，费南县大队配合三团一部发起攻击，将其击退，粉碎了刘桂堂控制南大顶战略要地的阴谋。

9月，刘桂堂趁三团主力西去讨伐张显荣部之际，命其车团副再次偷袭占领了南大顶。南大顶是费南根据地中心制高点。刘部的占领使费南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三团对南大顶实施了包围，七、八连由南门主攻，一连在西北角配合攻击，九连在东北角阻击防其出逃。晚8时许，一连在西北发起攻击，七连趁刘部被一连吸引时，以猛烈炮火发起强攻；匪虽在南门组织了两层火力网，七连仅用十分钟率先突破防线攻上南大顶。匪部混乱，一连趁机由西北攻上，战斗两小时，匪部不支向东门突围，又遭九连阻击，将匪部全歼。是役俘匪车团副以下200余人。

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极其困难的时期，日军暂时控制了蒙山前的大片村庄。费北县党、政、军机关一度转移到蒙山里活动。3月，刘桂堂部侵占了蒙山出入口外的洪河、石河一带，并在出入口的两个山顶派驻岗哨，窥探山里情况。费北县大队一连占据有利地形，守株待兔，与匪部对峙数日。刘部因弄不清山里兵力部署情况，悄悄撤离又向东蒙山进犯。抢劫几日后，又遛回锅泉一带。

1942年冬，刘桂堂部兵分两路进犯蒙山罗圈峪口，从正侧两面向山里推进。费北县委将县委机关转移到东峪鬼谷子一带，县大队副大队长王保胜带领县大队在此与刘部对战终日。日暮，县大队凭借熟悉地形秘密转移。两路匪兵在李家石屋会合，找不到与自己对战终日的部队，于是，抢掠放火后，旋即撤出。

1943年春，刘匪为策应国民党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入鲁，抢先控制蒙山战略要地。以3个团之众，攻占了石河、洪河、崔家庄、罗圈峪后，继续进犯蒙山中心地带大小公馆等村。刘部兵分数路，占领山头，放火烧山，以火引路，节节进犯。费北县大队在阎王鼻子山与刘部激战，掩护县委、县政府退守至蒙山最北山峰挂心橛子，形势十分危急。县委书记刘次恭、县长马鸿祥组织机关干部和后勤工作人员全部投入战斗，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县大队且战且退，退到山顶，往后尽是悬崖峭壁。在极其危急时刻，刚到蒙山后蒙阴团埠的鲁中二团二营，听到山前枪声大作，营政委刘振华率领一个连前往侦探，翻过金钱岭即看到情况危机。刘政委当机立断，将部队分为三路，很快攻占了3个山梁子居高临下，与刘匪展开激烈地战斗。费北县大队及县机关人员，见主力到来，士气大振，努力奋战，经过一上午的激战，终将刘部打退。午时鲁中二团二营又派来一个连增援，接过阵地，并对刘部发起了反攻。刘部疲惫不堪，于下午3点在猪尾巴沟据点伪军的掩护下，向东峪溃窜。刘部溃窜至东蒙山的沙沟峪、梧桐沟、黑峪子、马头崖、刘家寨等10多个村子，在其周围村庄抢掠骚扰，造成费东形势的危急。鲁中二团一个连在副营长郑志士的带领下增援费东县区武装，和刘部持续战斗了近一个月。4月1日，鲁中二团和一团、四团各一部，在军区首长的亲自指挥下，冒雨连夜长途奔袭，一举将刘部击溃，消灭了刘部一个营，刘桂堂残部狼狈逃回鲁南。从此打破了刘桂堂占领蒙山要地的梦想。

刘桂堂在蒙山前打了败仗后，以锅泉为中心修筑防御工事。在锅泉东西两个山寨筑起一堵四周有炮楼、高一丈二的围墙，派兵监守，妄图凭借复杂地形负隅顽抗。

中共费南县委为了加强对刘匪盘踞地区的控制，专门增设了黄山区（今平邑大井村一带），建立了分区委、区政府，组建了区武装力量；同时建立锅泉武装乡，以加强对刘桂堂部的斗争。

此时，刘部由于连续遭受八路军主力和地方武装的打击，兵力大幅减员，其一团500余人，二、三团及司令部各300余人，纪律松弛，士气低落，战斗力日益削弱。

八路军鲁南军区一旅三团根据军区首长指示，确立了攻打锅泉的具体战斗计划。4月23日夜，三团一、二、三连由大广泉出发，经高家庄以东绕至托车沟以北，向托车沟发起进攻，由于当天下午刘匪师部移住毛家岭，进攻部队扑空。四连经苏家庄北山口向锅泉运动，匪哨兵发现后不鸣枪报警，而是向村内跑去报告，四连即追踪向东山寨猛攻，一鼓作气攻占东山寨。五连由地平庄出发向西山寨发起进攻。此时，三连也迅速与匪展开激烈地近战夜战，并攻占北锅泉。因土匪熟悉地形，大部逃脱。

这次战斗摧垮了刘匪据点，共毙匪45名，打伤65名，俘36名，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35支，手榴弹150枚及炮弹两发等一大批物资。

7月13日，刘桂堂在遭受锅泉战斗的打击后，又配合国民党九十二军一四二师（以下简称一四二师）向费南根据地一带进犯。三团以精干部队设伏于郑城松林一带，将顽军全部击溃。

17日，刘桂堂部窜犯费南县黄山区，将毛家洼、南马庄、黄草坡、南城子等19个村庄洗劫一空，烧毁房屋300余间，仅在大井村就杀害村民10余人。

10月，刘桂堂部逃窜至柱子村山区一带时，被日军正式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十军第三师。东柱子村位于费县城南约15公里，该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河，地势十分险要。刘桂堂率两个卫士队、两个重机枪连、一个骑兵连、一个传令班驻在这里，一团、二团分别驻前柱子、后柱子，另两个营分别驻埠下和新庄。刘匪驻地北面是伪十军独立旅李以锦防区，东部是伪二师刘国祯部。为了尽快拔掉鲁南人民的心头之患，以便各个击破伪顽势力，鲁南军区根据罗荣桓“务求全歼匪徒，不能再让刘匪本人逃跑”的指示，决定彻底消灭刘桂堂部。

战斗由鲁南军区政委王麓水指挥，鲁南军区组织了三团、五团、尼山独立营、费滕独立营共12个连队参加了讨伐刘桂堂战役。决定以五团主攻柱子山、相家庄、冀北崖等处伪军；三团三连攻打东柱子村，一个连在柱子东南准备打逃跑之匪；尼山独立营及三团一个连位于柱子以西，负责打击梁邱方面可能增援的日伪军；费滕独立营及军区特务连为总预备队，相机配合各部作战。与此同时，派地方民兵在战斗未发起前，连续骚扰以麻痹刘部。

刘部据守的东柱子村共分大小两个围子，大围子在外，系一堵不高的围墙。小围子的围墙约有5米高，四周均有突出的大炮楼，小围子内有一座用木棒搭起的炮楼，每个大门又有一座小炮楼。小围子墙外有高梁秸，墙内铺满芦柴，皆用于防备八路军偷袭。整个村子是个易守难攻的土围子。

11月15日晚，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20时，五团首先在冀北崖打响，刘部误认为是民兵袭扰，未作战斗准备。五团很快攻占了柱子山和相家庄，大部匪徒闻风向东南突围，向伪二师刘国祯部靠拢。负责主攻柱子村刘部司令部的三团跑步前进，约在20时30分，将柱子村团团围定，开始发起了强攻。主攻部队分别由西北、东北两处架梯登墙突入村内，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刘匪部多系亡命之徒，武器装备又好，很有战斗力。八路军参战部队猛冲猛打，很快将土匪压缩到小围子内。近1000名匪徒在小围子内作垂死挣扎，刘桂堂虽然组织了两次突围，但都被迎头痛击。三团的三连、五连分别在围墙东北角和西北角组织爆破，约23时爆破成功，八路军突入围子内，与匪部展开巷战。至24时，战斗胜利结束。

巷战中，刘桂堂见八路军攻势甚猛，料定大势已去，遂从围墙吊绳而下，向东南方向的柱子山上逃跑。四连通讯员何荣贵发现后，便紧追不舍，当追至半山腰时，将其击毙。

14日晨，驻梁邱的李以锦一部闻讯增援，遭到尼山独立营的迎头痛击。刘桂堂被打死的消息不胫而走，各路攻击部队斗志更加旺盛，又于16日晨，乘机攻克了埠下、刘庄、朱家峪、燕庄、长涧等据点，击退了天井汪村增援的伪军。至此，柱子山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击毙刘部224人，俘1000余人，缴获战马100余匹，重机枪4挺，其他物资一大宗。同时解救了被抓被押的壮丁、妇女500余人。

柱子山战斗一举击毙惯匪刘桂堂，为民除了害，在山东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新闻节目连续数日每4小时广播一次“山东军民击毙惯匪刘黑七”的消息。《解放日报》在发表的《山东军民反“扫荡”胜利》的社论中指出：击毙混世魔王刘桂堂，为山东人民除了大害，为中华民族伸张了正义，特别值得大书特书。山东军区特令嘉奖了鲁南参战部队。击毙刘桂堂的战士何荣贵获山东军区甲等战斗英雄称号。受刘部之害最深重的鲁南人民，家家祝捷，人人称快，敲锣打鼓，庆贺共产党八路军为人民除了一大祸害。各地掀起了祝捷拥军热潮，纷纷带慰劳品慰劳部队。

第二节 创建天宝山区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的天宝山地区和天宝山区，分别指当时的费南县和费南县所辖的天宝山区（即七区）。天宝山区分为山里山外两部分，山区、平原各半。山外是平原地区，包括平安庄、大瑶草湾、小瑶草湾、大井头、东固、西固、埠西桥、地方街等村庄。山内有3条山峪，即：北峪子（也称彭家泉流域，今属平邑县铜石镇）、中峪子和南峪子（均属平邑县地方镇，南峪子也称大峪沟）。南峪子是天宝山区抗日活动的中心。三大峪子之中还夹带着一些小山峪。这里群山耸立，峰峦叠翠，山脉相拥，溪壑幽径，梨树遍布，桃、杏、苹果、柿子、山楂树镶嵌其中。

天宝山区北临滋（阳）临（沂）公路，和蒙山抗日根据地相接，西南可扼控费南县，东南和抱犊崮山区相联，东面可直抵费县城，进可攻，退可守，对于开展抗日斗争非常有利。

一、第一一五师南下抱犊崮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蒙山创建根据地初具雏形之后，罗荣桓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抱犊崮山区的情况，提出了“以抱犊崮为中心，向北向西北连接大块山区，向南向东南发展大块平原”的战略构想。即向北打通与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在地沂蒙山区的联系，向西北连结鲁西根据地，向西南和东南，打通与华中地区的联系。为充分发挥鲁南的战略枢纽作用，提出了“用军事力量打开局面，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群众团体，重视政权建设，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切实搞好边联县根据地的建设”。这些意见得到了各级党委和军队的赞同。

1939年10月，罗荣桓、陈光派王秉璋、黄励率师直属队一部，仍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向临郯地区进军。在苏鲁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配合下，于11月19日攻占了顽固派分子、郯城县县长阎丽天盘踞的马头镇。

马头镇战斗胜利后，一一五师又乘胜攻克了郯城县城，收复了重坊镇，赶走了活动在重坊镇附近的反共土顽分子邳县县长王化云。

南下郯马的胜利，使郯马地区的抗日斗争迅速发展，扩大巩固了抱犊崮东南的外围阵地，打通了与滨海地区的联系。

10月31日，一一五师后方司令部副司令员兼三军分区司令员胡大荣率师特务连、运输连、师部二连和教导大队等，在边联自卫团的配合下攻克孔庄。

孔庄距四县边联根据地的中心大炉只有5公里，是土顽、反动地主杜若堂经营多年的一个封建堡垒。杜若堂不抗日，却积极反共，镇压抗日群众，对根据地的建设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一一五师司令部以团结抗日大局为重，曾派岳家村开明地主、四县边区动委会常务委员王拱辰，利用亲戚关系做杜若堂的工作。三地委也曾派王力生利用与杜若堂的弟弟杜若柱的同学关系前往联络，做统一战线工作，均未成功。一一五师遂决定使用武力解决。孔庄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开了这一带抗日斗争的局面，而且震慑了其他顽固分子，发展和巩固了边联根据地。

二、拔除白彦据点 扩大鲁南抗日根据地

白彦镇位于平邑县城南约50公里，是天宝山区和抱犊崮山区的重要结合部。这一带有一块较大的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被称为白彦大川，也是鲁南通往沂蒙山区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周围国民党土顽和日、伪势力在抗战初期就占据了这块地方。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要向四周扩展，就必须占领这块阵地。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费县知事王毓菁顽固不化，命令全县各地组织民团抵制革命活动。白彦社社长、大地主孙鹤龄就兼任白彦民团总团长，控制白彦社5个民团，掌有生杀大权，淫威祸及四方，残酷的统治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费县、梁邱、山阴、滕县、山亭等地的土顽和地方封建势力，都唯孙鹤龄马首是瞻。孙鹤龄的儿子孙益庚是白彦乡乡长，又是国民党苏鲁战区八支队的司令。一一五师曾动员他们参加抗战。他们不但不接受，反而加紧与日、伪勾结，做了可耻的汉奸，并强迫周围十几个村庄，组织反动武装民团，断绝交通，不许八路军和人民抗日政权人员路过。

孙鹤龄父子2人，因与国民党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积怨较深，1940年春节前，被霍守义部诱捕后处决于石河官庄。

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决定拔除白彦日军据点，调集第六八六团、特务团和苏鲁支队、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于1940年2月14日拂晓前，对白彦发动攻击。进攻部队将白彦四面包围，架梯攻围，强行冲进防御工事，攻入围寨，经两天两夜激战，消灭了孙鹤龄部1000多伪军，打跑了白彦周围据点的日伪军，占领了白彦镇。

攻下白彦后，罗荣桓要求参战部队，立即彻底平毁白彦据点的一切防御设施，加紧现场练兵，在短期内把群众发动起来，巩固好白彦这块阵地。根据罗荣桓的指示，抽调大批干部，协助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了白彦区抗日民主政府。街上到处张贴着写有“军民齐心协力，赶走日本强盗”的红绿标语。

白彦人民在日军和汉奸孙鹤龄的敲诈、掠夺下，异常贫困，无论大人小孩，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道路两旁的树皮都被剥下充饥。参战部队打开了孙鹤龄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穷苦农民。干部战士们纷纷帮助老百姓扫院子、干农活，和老乡们拉家常，宣传抗日救亡道理。部队的宣传员在街头巷尾向群众讲解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政策，参战部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化了人民。群众由开始对八路军的怀疑、冷淡、惧怕转为信任、热情和支持，纷纷帮助主力部队拆除了周围的碉堡、鹿砦、铁丝网。民众切身感受到八路军是自己的队伍。听部队文艺宣传队讲演的群众越来越多，出入抗日政府的人们川流不息。随着工作一天天的深入，一个星期以后，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相继建立起来。按照抗日民主政府的安排，乡亲们立刻行动起来。首先进行坚壁清野，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牲口都备好了驮架，随时可以转移进山。同时，组织了担架队和运输队。

由于白彦的战略地位重要，日军对白彦发动了反扑。3月7日从城后出动100余人，向白彦发起试探性的进犯，被特务团一部在中途击溃。12日，平邑、梁邱、城后等据点的日军出动700余人，分3路第二次进犯白彦。六八六团、特务团、苏鲁豫支队依托白彦周围山区有利地形分路进行阻击。由城后出动的日伪军在白彦西南的柴山被阻，大部被歼。由平邑出动的日伪军会同从梁邱出动的日伪军于16时进占白彦，而此时，一一五师已掩护群众撤离了白彦。白彦已成一座空城，孙鹤龄坚固的中心堡垒已荡然无存，无一工事可守。要抓民夫修筑工事，却找不到人。更让日军头疼的是所有水井都填上了土，一粒粮食也搜寻不到。日军无险可守，又怕遭受袭击，不得已仓皇撤出白彦。当逃窜至小营村时，钻进了六八六团布置的伏击圈。

入夜，六八六团一营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开始向日军进行猛烈地冲击，但几次冲锋都被压了下来。又经过几次冲锋，二连连长朱家华光着膀子，带着部队与日军拼上了刺刀。这时，天刚放亮，一架日机掠空而过。六八六团背后响起了枪声，敌人的援兵已到。六八六团腹背受敌。这时凶残的日军又施放了毒气。六八六团被迫撤出战斗，隐蔽在四周的丛山中。天将中午，增援日军和小营受困的日军会合后，又缩进白彦。日军如惊弓之鸟，惧怕八路军夜袭，没等太阳西下，便向南径方向溜走。

一直跟踪监视日军的六八六团，立刻兵分两路，一路向南径方向追击，一路掩护群众返回白彦。日军被追至南径后，企图顽抗。追击部队在特务团一部的配合下，击溃了这股日军，占领了南径。日军仓皇用5辆汽车，满载着阵亡士兵的尸体向城后据点逃去。

日伪军连遭打击，不甘失败，19日至21日，集结其滕县、平邑、峄县和费县的2500余人，向白彦发动第三次进攻。19日，平邑方向的日军1000余人兵分两路进攻白彦西北的官庄和西南的太皇崮高地。六八六团和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与特务团在官庄和太皇崮高地顽强阻击，重创日伪军。同日，从滕县出动的日伪军300余人进抵柴山，被苏鲁支队一部击退。20日，费县城据点的日伪军500余人行至白彦东南的魏庄、张家庄时，遭苏鲁支队伏击，被歼一部。21日晨，日伪军重占白彦和官庄。当晚，第一一五师六八六团、特务团、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分别从西北、东南方向隐蔽接近白彦，突然发起冲击，与日伪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和白刃战，日伪军伤亡惨重。22日拂晓，日伪军残部施放毒气后逃跑。

经过14个昼夜连续3次激烈争夺战，六八六团等部队共打死打伤日伪军800多人，打伤日军大队长田野，缴获长短枪350余支及大批军用品，粉碎了日军占据白彦控制鲁南山区的企图，解放了白彦大川地区，开辟了八路军向天宝山区发展的通道，扩大了鲁南根据地。这一仗打出了军威，极大地震慑了周围反动封建势力，改变了这一带群众对八路军的认识，鼓舞了人民群众，也鼓舞了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友军。同时，给予徘徊于十字路口的社会上层人物很大影响，他们开始拥护统一战线政策，支持抗战。

3月中旬，鲁南周围日军各据点开始增兵。19日拂晓，日军分数路向一一五师直属队合击。一一五师警卫部队立即还击，掩护师直属队转移。同时，六八六团在白彦附近与日军展开了激烈地战斗。代师长陈光带一名作战参谋和几名警卫员到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经过一天的阻击，杀伤大量日军，完成了任务，于黄昏前集结，安全转移到白彦以东6公里路的刘庄。根据此次战斗和周围敌情的变化，罗荣桓和陈光敏锐地感觉到：日军不仅是进攻白彦，很可能对鲁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于是，罗、陈发出反“扫荡”的战斗指示，要求主力部队转移到敌人的后方活动，内线和外线紧密配合，粉碎敌人的“扫荡”。

4月下旬，日军集中8000余人，采用“分进合击”和“分区包围”的战术，开始对鲁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一一五师直属队分若干个梯队活动。司令部及所属通信营、特务营为一个梯队，由陈光率领；政治部与所属单位、警卫连为一个梯队，由罗荣桓率领；供给部、卫生部为一个梯队，单独活动；师主力部队分别转移到根据地外围机动位置，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伺机向日伪据点和交通线进行破袭，配合内线打击敌人的“扫荡”。经过7天的周旋和战斗，粉碎了日军对抱犊崮山区的合围。26日，大部分日军分路向各据点撤退。

1940年春，在罗荣桓、陈光领导下，一一五师和地方武装历时一个多月，至5月上旬共作战32次，歼灭日伪军2000多人，粉碎了日军对鲁南山区的春季大“扫荡”，保卫了鲁南抗日根据地。

师直属机关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后，于5月中旬转移到了天宝山区，开始了天宝山区的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三、开辟天宝山区抗日根据地

天宝山区位于平邑县城东南约40公里处，有着复杂的地形和奇特的自然经济条件，这里崇山峻岭，道路崎岖，树木茂密，便于隐藏与转移，且盛产黄梨、山楂、苹果、桃、板栗、柿子等，是个比较富足的地方。当时，这个山区被封建势力廉德三的天宝山民团统治着。

天宝山民团是由当地地主、富农买枪，吸收贫苦农民组建而成，共有200多人枪。廉德三在八路军强大的军威之下，不得不对一一五师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派辛庄的开明人士廉茂彩出面，与八路军的代表、中共费县县委宣传部长王力生谈判。王力生曾在天宝山中五旗的南京庄住过一段时间，人缘较熟，在天宝民团中也有亲戚关系。廉茂彩和王力生见面洽谈后，同意一一五师进驻天宝山区开展抗日工作。一一五师于1940年5月24日和平进入天宝山区，天宝民团派廉茂彩带领部分人员到郑城欢迎。

一一五师进驻天宝山区以后，司令部驻桃峪，政治部驻公鸡山（巩家山）。他们从民运部和师直各部抽调20多名干部组成八路军一一五师天宝山民运工作团，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工作团最初由砥砺任主任，半月后，砥砺调任费南县工委书记，孙恕之继任主任。成员有孟玉民、张开诚、齐克、史文祥、张秋桥、王正方。工作团出发前，民运部领导讲了抗战的形势，讲述了天宝山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交待了工作任务和注意事项，要求团员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群众搞好关系，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工作团进入天宝山区后，队员分住各村，王正方在北四旗住李家村，张开诚在南四旗住王崮山，史文祥住李家庄。

工作队员到村后，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召开群众大会，走访群众家庭，个别交谈等方式，揭露日军暴行，宣传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主张以及八路军是抗日的军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等。

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几乎与外部完全隔绝。他们仍然保持着清末的生活习惯，并保留着清末“旗”的社会建制，群众对封建统治司空见惯，当看到八路军战士和蔼可亲，事事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给他们办事，感到新奇诧异，觉得世道真是变了。工作队通过与群众深入接触，老百姓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初步认识，进而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的各项政策，对抗日事业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要创建天宝山区抗日根据地，必须掌握这一带的武装。罗荣桓指出，把民间枪支集中起来，组织天宝山抗日游击大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争取工作，廉德三表面上接受了八路军的改编。6月16日，师部决定将天宝山民团的武装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天宝山游击大队，任命廉德三为大队长，廉德五任副大队长，一一五师干部唐健如任政治委员。游击大队下辖4个中队：北四旗中队由郝家瑞任中队长，副中队长董开宣、胡一贵，中队驻魏家庄；中五旗人数较多，设两个中队，分别由张桂胜、廉士六任中队长，大队部和中五旗的一个中队驻辛庄，另一中队驻范家台；南四旗中队由廉德五兼任中队长，中队驻王崮山。四个中队共200多人，战士多是中青年，各带自己的枪。中队长由当地有政治经济实力的人担任，一一五师派出干部任中队指导员。天宝民团改编为抗日游击大队后，队员们觉悟提高很快，各旗群众也很快发动起来。

在改编天宝山民团的同时，一一五师民运工作团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分别成立了天宝区、乡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总动员委员会。选举大瑶草湾的士绅李元炳任天宝山区区长，朱开元任副区长，廉德三任天宝山乡乡长。各村先后建立了抗日群众团体，初步整顿了村政权，打开了天宝山区的抗日局面。

为了加强对天宝山区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教育和争取工作，进而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建立党和群众组织，并带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一一五师民运工作团决定举办农民培训班，由各村选举稍有文化、接受新事物快的青年参加培训，受训人员年龄一般在18岁到30岁。训练班设在辛庄东门外的学校里，孙恕之、孟玉民具体负责培训。训练班没有现成的教材，主要讲抗战形势、抗日的道理、讲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内容，同时揭露日军的罪行，批驳日、伪、顽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污蔑。

训练班每半月1期，共办了3期，每期四五十人，共有100多人参加了学习。参加培训者有的是中共党员，也有许多人在学习结业后加入了中共组织，当了干部，成为天宝山区抗日斗争的骨干力量。

天宝山民团改编为天宝山大队后，队员们的思想觉悟日益提高，对廉德三的统治基础产生了动摇。廉德三接受改编，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保存实力。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廉德三保住势力继续做“山大王”的梦想破灭。恰在此时，国民党费县党部书记、日军特务王公武，极力迎合廉德三的心理，以维护天宝民团利益为名，教唆廉德三反对共产党、八路军。

王公武为日军卖力，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在煽动“十八村”红枪会暴乱的阴谋破产后，把眼光瞄准天宝山民团，并与廉德三打得火热，成了廉德三的军师。一一五师进驻天宝山区时，王公武正在安徽参加国民党的反共会议。天宝山民团改编为抗日游击大队后不久，王公武从阜阳秘密潜回天宝山，策划“曲线救国”，抵制八路军，得到廉德三的赞同。

王公武与廉德三在叛变前作了周密计划，对各部作了调整部署：中五旗的大闸口、小闸口、赵家庄、罗圈崖、土龙沟、卢家沟一带的群众上偏头崮和郑城、桃峪等山口；中五旗的辛庄、千秋湾、两泉庄、范家台、刘家埠、炭沟子、青杨庄和南四旗的苗家庄、王秋庄、杨家庄、黄崖头、王崮山一带的群众上天宝山；南五旗康家庄一带的群众上穷汉寨和富汉寨；北四旗大圣堂、皮狐哨的队员上轿车山口；王夫庄、姚家庄的队员上王夫山口；魏家庄、刘家庄、彭家泉的队员上魏家庄南山。

1940年8月18日拂晓，王公武、廉德三采用欺骗、蒙蔽、要挟等手段，对群众叫喊日军来了，叫大家快上山躲避。裹挟天宝山大队和中五旗、南四旗的群众1000多人上了偏头崮和天宝山等山顶。有的连牛羊也牵上了山，不上山的便罚款。闸口村民阎加声没有上山，被罚买两只大盖枪。

叛军将通往郑城、桃峪、轿车山、穷汉寨、富汉寨、吴王崮、王夫庄山口和通往由吾的山口全部封锁。叛军还把大队部的政委唐健如等一一五师的政工人员抓去。廉德三将在李家村一带开展民运工作的干部史文祥抓上了山，推下悬崖摔死。叛军袭击天宝山的乌娄牛子山，将一一五师特务营瞭望哨一个班的战士抓走，用铁丝穿着锁骨，送到费县城日军据点，全被日军杀害。

这次廉德三叛变，只有北四旗的一个中队因北峪子的重要人物郝家瑞抵制而没有跟随。副中队长董开宣，胡一贵企图带魏家庄一带村庄的队员上魏家庄南山，被一一五师驻李家村的教导队当即逮捕，于9月13日，在多乐庄山口将董开宣、胡一贵处决。其中一小部分武装人员上了多乐庄山头，也被一一五师教导队及时驱散。

在当时的情况下，保住了北四旗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胜利，为以后解决天宝山问题准备了一块阵地。

廉德三叛变后，叛军在天宝山一带的山上，居高临下，对西边山下桃峪村驻扎的一一五师师部、母子山西山下的公鸡山（现巩家山）村驻扎的师政治部和油篓村驻着的鲁南区党委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一五师和鲁南区党委立即决定，把解决廉德三叛变问题作为第一位的工作，并制定了平叛的原则：正确贯彻党的政策，以政治攻势、说服教育为主；把叛军和群众区分开来，把叛军首领和一般战士区分开来；惩办首恶，教育胁从；依托北四旗，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争取和平解决。

由于叛军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以为天宝山、偏头崮都是天险，八路军攻不上来，所以不听一一五师派人苦口婆心地劝说，拒不下山。在这种情况下，一一五师和鲁南区党委决定，先解决对八路军领导机关威胁最大的偏头崮。

9月1日，一一五师特务营、六八六团向偏头崮发起攻击。2日歼其一部，以示警告。再次派人上山劝降，山上的叛乱分子以为凭借天险可以固守，拒不投降，一一五师被迫发起强攻。

偏头崮三面是悬崖峭壁，只有东南面有一斜坡，勉强可以登上山顶，山上修有围墙，易守难攻。叛军中队长夏茂瑞带领叛乱分子居高临下，仅用石头砸，就给进攻部队造成很大伤亡。有的战士为躲避石头，身体贴在悬崖陡壁上，整整一天上不去下不来。战斗持续了1天2夜，进攻的战士才冲上山顶，消灭了叛乱分子。

偏头崮被攻克后，廉德三仍固守天宝山和南峪子。一一五师和鲁南区党委依然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罗荣桓亲自主持这项工作的开展，师部和区党委都调出专人负责，一一五师民运工作团的全体成员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他们遵照罗荣桓的指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廉德三的工作。请了李元松、胡光裕和西范家台的李汝梅、廉德铨、谢玉军等原天宝山民团的知名人士，以及廉的亲戚等先后做工作，未果。最后请来了滕县大队负责人李汉卿。李汉卿是滕县螳螂峪人，据说天宝山廉姓民众是从滕县螳螂峪迁来的，就连梨树种也是螳螂峪的。廉德三拒绝李汉卿上山，由他派代表下山谈判。经过多方努力，未能使廉德三转变立场。廉德三实行内部封锁，不准群众下山。旷日持久，山上粮食得不到补充，生活难以维持。已经到了收梨季节，有些被蒙骗上山的群众开始动摇，进而对不让下山产生不满情绪。

尽管一一五师采取“围困”的办法，促其内部分化，尽可能争取和平解决。但由于日特的严密控制，加之廉德三为了维护他的统治，竟把一小队日军请上了山，将未上山的村民廉德省的牛杀了招待日军。廉德三不顾天宝山民团与汉奸土匪刘桂堂的世仇，还将刘桂堂引上山，完全堵死了和平解决的路子。与此同时，山上的群众看清了廉德三不是躲日军，而是勾结日军打八路的汉奸真面目。部分群众冒险下山，向一一五师讲述了山上的情况。抗日军民兵临山下，廉德三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孤立无援、众叛亲离的境地。

10月13日，一一五师和鲁南区党委在和平解决无望的情况下，从六八六团和七团抽出4个连的兵力，向天宝山发起攻击。进攻前，罗荣桓、陈光一再强调，要切实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许杀害已缴枪的俘虏，绝对不许伤害群众。如发生火灾，要组织灭火，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战役由陈光具体指挥。

由于廉部凭险顽抗，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艰苦。翌日下午，战斗出现了转机。天宝山东南王崮山方向，是叛军防御的次要部位。守在这里的是中队长廉德五的人员。廉德五的女儿廉茂催是中共党员，她做通了父亲的工作，使廉德五率南四旗中队撤到了天宝山主峰，为八路军攻占天宝山主峰提供了有利条件。六八六团特务营营长马鸿祥随即率部占领了这个山头。李作鹏、张仁初各自带领一个连从苗家庄方向冲上了天宝山，冲破第一道防线，向西冲杀。守山叛军中有的枪法很准，负隅顽抗，给一一五师部队造成了重大伤亡。但指战员英勇无畏，于下午5时攻上了山顶。战斗中击毙了日军特务王公武。廉德三负伤后，用绳子吊下悬崖，逃往地方日军据点。此次平息叛乱战斗，一一五师政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刘四喜及60余名干部战士牺牲，师部作战科长李作鹏负伤。

战斗结束后，代师长陈光亲自登上山顶慰问部队，再次强调严格执行政策，不杀俘虏，不伤害群众，做好受骗群众的思想工作，并亲自带领部队动员并保护群众撤离山顶。

叛乱平息后，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萧华，在辛庄村南面的松树林中，召开了一次士绅名流会议。萧华强调了共产党的政策，严惩首恶，教育胁从。也讲了对廉德三及逃跑的廉部士兵的政策，只要回来继续抗日，既往不咎。

一一五师和鲁南区党委组织了庞大的工作团，由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宋子成任团长，三地委统战科长狄井芗任副团长。区党委党校结业的全体学员干部，也到天宝山区帮助工作。费南县政府组成了天宝山善后委员会，安抚民心，处理廉部溃散人员，组织生产救灾等工作。

工作团进村后，宣传萧华的讲话，宣传八路军坚持抗战、建设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揭露廉德三勾结日军的罪行，对受廉德三欺骗的部下进行教育；劝说外逃或上山的群众返回家园，对受廉德三迫害的群众进行安置，对受伤的给以治疗和关照；整顿恢复群众团体，动员群众配合八路军打击日、伪的破坏活动。当时正是收梨的季节，工作团帮助和组织群众收梨、卖梨。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更加拥护，人心稳定，秩序井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天宝山区军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第三节 缩小区划 加强建设 巩固和发展根据地

1940年6月，中共山东分局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区划重新作了调整，把大鲁南（包括胶济路以南，陇海路以北，津浦路以东，沂河以西地区）划分为鲁南、鲁中两个区，各建区党委。以蒙山前的滋（阳）临（沂）公路为界，以北为鲁中区，以南为鲁南区。与此同时，把原费县县城以西的地区以滋临公路为界划分为费北（今属平邑县北部）、费南（今属平邑县南部）两个县，隶属鲁南区。9月开始，费北县划归鲁中区，费南县仍归鲁南区。

县域的缩小，使域内抗日活动的领导得到加强，抗日根据地形成的步伐加快。一一五师在蒙山前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后，又配合鲁南区党委在费南开辟了天宝山地区抗日根据地。这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毗邻相连，对日伪的“扫荡”和进攻形成钳制，便于抗日军民的配合和回旋。在与日伪顽长期的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建立费北县 开辟费南县

当时的费北县、费南县，其基本区域属后来的平邑县域。费北县域西起白马关、东到紫荆关的蒙山前一带。1939年5月，一一五师师部及部分主力到蒙山后，在这里创建抗日根据地。1940年6月，建立费北县时，蒙山前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费北县下辖：一区上冶一带（今属费县上冶镇），二区卞桥一带（又称卞桥区），三区固城一带（又称固城区），四区保太一带（又称保太区），五区仲里一带（又称仲里区）。1942年一、二区合并为一区，五区划归泰宁县。蒙山以北新设蒙南区，后划分出大庄、团埠两个区。1944年一、二区又分开，随后，仲里区复归费北县，大庄、团埠两区划回蒙阴县。

费南县划定的范围是北自滋临公路平邑—铜石—地方段以南，南至白彦一带，东西至1942年修通的费县—滕县、平邑—滕县公路之间。当时，公路线上的重要集镇，都设有日伪据点。日军在费县城除驻有伪县政府和日伪特务机关外，还驻有日军600人，伪军800人，大小炮楼10座；在平邑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最多时驻有500余人，另驻有陈昭澄（后率该大队起义）的伪军大队。在地方、铜石、温水、围沟都先后安设日伪据点，布有数量不等的日伪军；平邑镇周围及平（邑）城（后）35公里的公路沿线共建碉堡59座，有伪军2000余人；另在铜石、大井之间驻有土匪汉奸刘桂堂部约2000余人。费南县的区域是由原来费县的一、五、七区，滕县八区的东部（即山阴一带），泗水县东部的十几个村庄合并而成。全县约有500多个村庄，25万人口。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北靠蒙山，南接抱犊崮，是鲁中、鲁南两战略区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境内的天宝山区、四开山区，群峰起伏，地形复杂，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它还控制着日军侵略鲁南的军事、经济大动脉滋（阳）临（沂）公路的中段，可以随时斩断滋（阳）临（沂）公路。共产党八路军开辟这一区域后，带领群众与日、伪、顽、匪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费北、费南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二、 全面加强根据地建设

费南、费北建县后，原费县县委留在费北，改称费北县委，县委书记仍由刘次恭担任，崔晓东任组织部长，李鲁生任宣传部长，朱琳任民运部长，李伯瑾任统战部长，张雄任军事部长。

费南县建县初期，党内建立了工作委员会，一一五师工作团主任砥砺任书记，王新、张林夫、牛一萍为委员，并分别担任了组织部长、民运部长、职工部长。县工委下辖常庄、流峪、丰阳、山阴、白彦、天宝山等6个分区委。工委建立时，在常庄朱家宅后大院内召开了费南县活动分子大会，会议由一一五师驻天宝山工作团干部王新主持，砥砺作了《将费南建设成巩固的根据地》的报告，费南县党的干部和一一五师、鲁南区党委驻费南工作团的成员共100余人参加了大会。1940年9月建立费南县委，张林夫任书记，王新、张志让、马健为委员，王新任组织部长，张志让任宣传部长。县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后增设群委会、武委会、敌工部，下辖常山、福山、丰山、山阴、白彦、由吾、天宝山等7个分区委，后又增设了崇崮、历东、四开山、黄山分区委和东阳乡党组织。县委在常庄朱家宅后大院内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张林夫对费南工委建立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就以后任务作了报告。各区、乡党的干部和一一五师、鲁南区党委工作团成员共100多人参加了大会。

费南县开辟之初，一一五师派出由孙恕之为主任的民运工作团，首先开辟天宝山区。随后又派出以孙学之为团长的工作团，开辟费南县的工作。工作团分3个大队，一大队驻辛庄一带，大队长宋成德；二大队驻油篓一带，大队长牛一萍；三大队驻甘草峪一带，大队长李子敬。工作团成员大部分从一一五师各旅、团、营的民运队、政工干部、参谋、秘书等人员中抽调，约300多人。鲁南区党委先后派了干部10余名，还从流峪、丰山一带的农村党员中选拔了20多人，组成350多人的工作团。工作队进点不久，由于廉德三叛变，形势发生了变化，遂将3个大队重新分配工作：一大队去昌里一带；二大队去卓庄、常庄一带；三大队去油篓、响水汪一带。工作一段后，工作团又分成7个工作队，进入7个区，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帮助分区委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各级党政组织。同时，鲁南区党委也组织了以宋子成为团长、狄井芗为副团长的庞大的工作团进入天宝山区。至此，费南县开辟工作全面展开。当时，由于中共组织处于保密状态，对外不公开。县委对外称“八路军费南工作团”，县委书记的公开职务是工作团主任；分区委和乡总支部的公开名义分别是工作队、工作组，分区委书记和乡总支书记的公开职务是区、乡民运指导员。

工作队进村后，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对在执行抗战任务（出夫、交粮、劳军等）、建立群众团体、办理合理负担等工作中表现积极、拥护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家庭出身好、历史清白的积极分子或已选出的村干部，集中到区进行培训，作为发展党员的对象培养。在培训班，除学习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有关政策法令外，还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质，明确了党的历史任务。在讨论中，了解他们的觉悟程度和认识水平；通过个别谈话，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家庭及历史背景。在有觉悟、有入党要求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然后介绍回村建立党的支部，领导各项工作。在党的发展中，既反对小手小脚的保守关门主义，也反对草率、马虎的拉夫主义。1940年下半年，各分区委分别举办七八期或十几期培训班，每期三四十人或五六十人。至年底，费南全县发展党员约500人，大部分村庄建立了党支部，成为领导各项工作的核心力量。

费北县委为保证和加强各区乡村政权及武装建设，也先后在杨谢一带举办了3期农村干部和群团组织骨干参加的基层干部工作训练班。训练班分设党员和积极分子两个班，每期学员50余人，时间1个月。训练内容以学习《论持久战》、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为主，结合群众工作，培养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同时注意培养发展对象和发展党员，为各级选送骨干力量。3期训练班，共有150余人结业后到全县各地担任了支部书记，妇救会长、青救会长、农救会长等。

这是蒙山前（当时的费北县、费南县，费南县后改称费县，今平邑县境内）历史上第一次中共组织的大发展时期，发展方式由原来的个别发展到新形势下的集中发展。在各级党组织建立后，又转入党支部领导下的个别、经常性的发展。党组织建立后，注重了发挥党员的作用。一是坚持“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不论是在工作、学习还是在战斗中，把党员的思想和意见集中起来后，结合任务首先要求党员增强责任感，发挥党员应有的作用。二是“党员要带头”，这是党的作用的体现。党员在执行党的各项任务中，要做出榜样。不仅使党员得到实际的锻炼和提高，而且又能把群众带动起来，使工作做得更好。三是坚持组织生活。党员一定要过组织生活，坚持开小组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彼此沟通，解决矛盾。这样，既加强了团结，又可使党员及时纠正和防止发生各种错误，提高了党员的素质。四是坚持总结工作。每经过一次战斗、一次运动，就自下而上地进行总结，肯定成绩，指出经验教训，对表现好的表扬，对犯错误的进行处理，使一切工作善始善终，是非分明。

由于坚持了党内的思想教育，各级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开创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进展。但不久，蒙山前抗日根据地在锄奸问题上也犯了严重错误，发生了令人痛心的“肃托”事件。1940年3月初，受湖西“肃托”的影响，中共鲁南三地委派社会部科长庄玉铭为特派员，到费北县“肃托”，成立了由庄玉铭、侯铮石、谢万干、张雄、樊鹏飞等人组成的肃托领导小组。在杨谢村召开动员大会之后，经过错误的摸底排队，秘密逮捕了作为托派嫌疑者的刘玉伦、孙宝璧、谢忍亭、林化贵等30余名干部、战士。地委特派员和县锄奸小组不顾事实，主观臆断，对嫌疑者进行逼供。当时，有的党员干部对“肃托”有意见，即被怀疑是“托派”，而且怀疑之风日长，连县委领导人也不敢直言。6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仅凭逼供所得口供，便以“托匪”罪名秘密杀害了谢忍亭、林化贵二人，刘玉伦在押解鲁南三地委途中下落不明。此次“肃托”运动，不同程度地伤害了部分人员。这是一起极其重大的冤假错案。

对蒙山抗日根据地“肃托”事件遗留问题的处理，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直到1987年4月，经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批准，才为被错杀的谢忍亭等人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在此之前，平反昭雪的有，1942年在岸堤干校“肃托”事件中，被冤杀的平邑籍早期党员鲍天仇等人。

蒙山前抗日根据地的“肃托”事件，教训十分深刻：一、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锄奸工作的根本原则。但当时所谓“肃托”时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势必导致大量的冤假错案；二、坚持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工作方针。但当时“肃托”却脱离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监督，使该项工作走向反面。三、坚持重证据、严禁逼供信，是我们党的办案准则。但“肃托”时却采取野蛮、残忍的手段，大搞逼供信，势必制造冤假错案。四、必须正确对待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部分知识分子出身复杂，善于独立思考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或在性格上存有某些缺点。对此，党组织应正确分析对待，避免因对知识分子的某些偏见，给革命力量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些沉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费南、费北建县后，原费县抗日民主政府迁至费南，筹备建立费南县抗日民主政府。1940年6月底，费南县人民代表大会在野鸡坡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200余人，会期3天。民主人士代表赵仲三、妇女代表徐美英、国民党代表王兰斋先后在会上发言。根据“三三”制的原则，选出县政府组成人员，选举韩文一为费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县政府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等科，张宗九、续中一、任一人、王兰斋分任科长。

原费县抗日民主政府迁至费南后，费北建立费北行署，始由陈克任费北行署主任，同年11月由徐元泉继任。行署设民政、财政、实业、教育、武装等科。阎墨林和赵功德、王瑞、张霑林和唐绍鼎、李向荣、陈明五和朱琳分任科长，丰化仁任政府秘书室主任。

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费北、费南两县还建立了参议会。费南县参议会成立大会在费南县崇固区（今平邑县郑城镇）滴水崖村召开。到会代表200人。会议选举了县正副参议长和参议员，赵仲三任参议长，王力生、米栻民、杨文彬、李子敬任副参议长，参议员26名。11月，费北行署参议会成立大会在卞桥召开，到会代表230人，选举唐绍典为参议长，刘次恭、李伯瑾为副参议长，参议员15名。费南、费北参议会的建立，为实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奠定了基础。

费南、费北两县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前后，费南的7个区、费北的5个区相继建立了区公所。8月，费北建立了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和职工救国联合会。此后不久，费北农民抗日救国会和小学教员救国联合会建立。随即，费北妇救会、费南县职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也先后建立。费南、费北两县的多数群众分别参加了这些组织。年底，费北、费南两县的乡、村抗日政权大部分建立。

日军侵占费县城和平邑街后，国民党县、区政权基本溃散，处于瘫痪状态。由于没有新的政权代替，加之旧的区、乡、村政权大多由地主、封建势力所把持，对地方仍有影响。因此，抗日民主政府最初对于旧的区、乡、村政权，除个别明显投日通日的被马上撤换外，一般都维持原状。只是对区、乡派出指导员（如同军代表，实为区、乡党委书记）协助和监督他们工作，以便稳定地方秩序，为八路军筹办军需。当时提出：“联合上层，开展下层，发动下层，改造上层”的口号，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对这些旧公职人员讲明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要抗日救国，破坏抗日就是最大的犯罪；抗日救国的具体行动，就是支援抗日部队，组织群众抗日团体，施行抗日政府的法令……这些大义昭然的方针，感召了他们的抗日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号召群众组织起来积极参加群众团体，使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合力，共同发动群众抗日。与此同时，工作队进村发动群众：一般是进村后一面召开大会小会进行宣传教育，一面寻找贫苦、正直、政治上无问题的人进行重点教育，培养积极分子，然后通过他们去串连发动一般群众，等到有一定数量的人愿意参加群众团体时，即召开群众大会，选举产生村各抗日群众组织的领导。

各种群众组织的任务：农民抗日救国会，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实行公平负担，进行减租减息，反对贪污，反对恶霸等；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抗日救国会、妇女识字班，主要任务是执行战争勤务工作，除此外，组织起来参加学习宣传活动；妇女抗日救国会，主要任务是做军衣军鞋，优待抗属，解决家庭纠纷，组织妇女参加识字班，正确处理婚姻问题及破除封建迷信思想等。另外，还把农村中的木工、瓦工、石匠、铁匠等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了职工抗日救国会，后因这些工人较少，该组织并入农救会。

在一个区、乡中，如果有超过半数的村建立了村组织，即召开全乡的群众代表会，选举产生区、乡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团等领导机构。区级群众团体机构也采取同样的方法成立。区、乡群众团体建立后,配合工作队干部，开辟空白乡、村的工作。还有一种工作方式，即由工作队邀请各乡、村的代表，成立乡、村某群众团体的筹备委员会。在筹备委员会领导下，配合工作队的干部，开辟各乡、村的工作。当时区群众团体的主要干部都是脱产干部，委员不脱产；乡的群众团体的主要干部都是不脱产的。区、乡、村的群众团体的主要干部，一般都到区接受培训，以提高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

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 抗日战争时期，建立和扩大武装力量，是对日伪顽斗争的首要任务。利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是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组建武装力量的主要形式。为确保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方向，主力部队和地方党组织派出政治工作干部，帮助新组建的抗日武装开展工作。1940年春，蒙山之阳的抗日游击大队达13个、3000余人，其中，8个大队被八路军改编。一些统战性质的武装也比较平稳地投入抗日阵营。

费南县境内，除第一抗日游击大队在地方街一带、第三抗日游击大队在流峪一带外，还有米栻民大队在平邑附近，李灿营、燕如山大队在常庄、卓庄一带，王西贵（后叛投刘桂堂）大队在张里庄一带，刘洪锦、程明芝（后来均叛投国民党顽固派李以锦部）两个大队在白彦一带，廉德三（后叛变）大队在天宝山区。这些武装大多在100人左右不等。除了第一和第三游击大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外，其他武装均系由地方上层人士或知名人士建立起的民间武装，成分复杂、动机不一。对这些武装，一一五师和县委均派出代表帮助整顿，加强领导。

费南县建立之初，建立了县大队——蒙山大队，最初仅20余人，是费县政府进入费南组建费南县政府时带来的武装。11月，蒙山大队改称费南县大队，规模发展到100余人枪。随着区、乡、村抗日政权的建立，这三级分别建立了区中队、乡分队和村抗日自卫团。区中队多则七八十人，少者二三十人；乡分队多则二十多人，少者五六人。抗日自卫团，在基层政权中，既是群众组织，又是军事组织，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送粮、送信、抬担架、优待抗属、坚壁清野以及执行其他战争勤务。有的还要轮流到乡或区的自卫团基干队服务。

在发展人民抗日武装的同时，还通过统战关系，组建统战性质的抗日武装组织。在县委的积极引导支持下，王兰斋、赵仲三、米栻民等人组织了费南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以下简称“抗协”）筹备会。抗协筹备会建立后，原米栻民部武装即改编为抗协自卫军，有70余人枪。这个组织在争取与团结上层人士抗战、推动各种抗日活动开展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至1943年，这个组织在费南各区以及一些村庄也建立了支部，会员发展到100余人，并正式建立了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费南分会。由于该组织领导薄弱，缺乏系统的经常的活动，以致个别的地方被一些有问题的人所掌握，发生了许多问题。抗协建立不久便不宣而散，抗协自卫军被编入了费南县大队。

费北行署（特殊时期的名称，所辖区域相当于县，但比县的规格高）建立后，组建了行署保安大队（相当于县大队）和4个区中队，约六七百人。保安大队由仲村唐绍鼎、唐嘉伦领导的武装（原镇团）、东固村杨中一、西朱尹吴怀道领导的民众武装合编而成。费北行署主任徐元泉兼任行署保安大队长，崔镇、王保胜任副大队长。区中队是专职武装，乡有乡分队，村有抗日自卫团。由于一一五师在蒙山前的坚强领导和指引，费北行署抗日武装的创建规模较为可观。1940年2月24日，六区（仲村）自卫团、自卫联防大队举行成立大会，2000余人参加会议，并对日军及刘桂堂部进行了声讨。3月，武安乡基干自卫团成立，辖4个大队；随即，该乡武装基干队成立，半月时间内发展到200人枪。6月10日，武沟乡在南武沟村举行自卫团检阅大会，决心配合八路军抗战到底。

在根据地开辟之初，由于当时的领导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对建立武装的人员的动机和成份分析不够，有些目的不明确的人，也委托他们拉武装，以致这些人打着八路军的名义，利用抗日政权发展自己的势力。如唐鸿霖、管友恩，他们本来就同共产党离心离德，与八路军联合组建抗日武装是迫于当时形势的压力；刘洪锦、程明芝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孙鹤龄的爪牙；王西贵与土匪刘桂堂关系甚密。他们出来拉队伍的目的是与八路军争夺枪支，一旦形势有变化，立即叛变。

早在1939年秋，罗荣桓就根据抗日武装斗争的实际需要，对地方武装升级作出指示：扩大主力军，提高战斗力，接受更大的军政任务，必须把地方武装成熟的力量升级到主力部队去。11月，驻仲村区的第四游击大队升级到一一五师七团一营四连；1940年2月，驻上冶、资邱、卞桥的第八游击大队升级到一一五师六八六团特务营；9月，驻白马乡的第六游击大队升级到一一五师七团三营；11月，驻地方街的第一游击大队升级到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一营；1941年春，驻西西皋、流峪一带的第三游击大队升级到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此后，地方武装升级成为经常性的工作。县区武装升级一般一年一次，每次一二百人不等。由于战事的需要，有时开展个别扩军，把经过动员参军和志愿参军的青年组织起来，直接补充到主力部队。当时，根据地人民为主力部队对日作战提供了连续不断的兵源。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扩大抗日武装的形式主要是动员青年参加主力军，或参加县、区地方武装，再由县区地方武装升级到主力部队。在特定时期内，全党全民集中力量动员够条件的青年大规模参军，以满足主力部队的作战需要和兵力补充。

抓好文化宣传教育工作 根据地内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是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始终带有战时的特点，围绕着共产党在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而开展。抗战初期，蒙山前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宣传文化工作十分活跃，它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及对日伪开展政治攻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一一五师建立蒙山抗日根据地之前，中共费县县委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主要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起来抗战。宣传形式主要是中共党员通过亲戚、邻里关系进行宣传鼓动，特别到有枪的农户中宣传，鼓动他们带枪参加抗日武装。动委会成立后，中共党员参加动委会，利用动委会的合法名义，进行社会宣传，推动社会武装的建立。民间抗日武装建立后，武装组织走村串乡进行抗日宣传。采取口头讲演、张贴抗日标语、编演抗日文艺节目、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增强宣传教育工作的效果。

一一五师到达蒙山不久，蒙山前和天宝山抗日根据地先后形成，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也随之迅猛发展。无论是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还是主力部队及地方各抗日武装都建立了专门的宣传机构，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宣传系统。在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中设立了主管教育的机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逐步走上经常化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宣传形式也多了起来，在集市上和群众大会上演讲；在街道上张贴标语口号；文艺宣传队走街串乡进行文艺节目的演出。宣传发动成了党、政、群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抗日根据地形成后，从1941年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教育工作。当时教育工作的形式有以下几种：先在大村镇建立抗日小学，以后扩大到联防村，教材由县文教科编印，既学文化，又进行抗日教育；各村自办识字班，学员以妇救会的姊妹团（青年妇女）为基础，中午或晚上上课；夜校，是以青救团为基础的学习组织，每晚学习3个小时；冬学是冬天农闲时，举办的群众性学习组织，有的大村还分成年班、青年班、妇女班；训练班，党、政、军、农、青、妇各系统、各团体都选择自己系统的积极分子、基层干部，调到区或县进行训练，时间至少是7天，一般是1个月，最长半年，学习的内容以政治和业务为主，兼有文化学习。抗日小学、夜校、冬校、训练班等，既是根据地人民学习文化知识的学校，又是抗日宣传的阵地，还是教唱抗日歌曲的课堂。召开祝捷大会，欢送青年参军等场合都有文艺演出，并辅之以踩高跷、舞龙灯等方式增加欢庆气氛。这些活动的开展，与恐怖、压抑、沉寂的敌占区形成鲜明的对比。根据地呈现出一片蒸蒸日上的新气象。

财政经济工作 在抗日战争初期，所需的经费和武器、弹药、装备，主要是靠募捐和没收汉奸的财产及战斗缴获的物资来解决。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了财政经济政策，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口号，反映了全国人民最迫切、最现实的要求，因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也为许多国民党地方政府所承认。广大人民群众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踊跃参加和支援抗战，积极捐献物资、经费和枪支。在最初组织抗日武装时，许多青年自备枪支，自带衣物，不要薪饷。在抗日高潮的推动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一部分地主富农也能够自愿出枪、出钱、出粮；一些开明士绅也拿出粮款支援抗日部队；也有一部分人员是经过说服教育和斗争，才被迫拿出部分财物的；对汉奸则没收其财产以充作抗日经费。

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毁家纾难，卖掉自己的土地、房屋、农产，为抗日武装提供经费和购买枪支。

1939年初，中共山东分局提出：根据地要建立统一的、有计划的供给制度，取消苛捐杂税和摊派制度，实行合理负担的累进税制。1940年2月费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在县长韩文一的主持下，制订了民主政府的税收政策，规定了地亩山林的管理办法，其中特别提出民主政府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解除百姓的痛苦，实行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实行一切有利于民生事业发展的政策。6月，费南和费北建县后，分别建立基层政权，县抗日民主政府都下设财政科或粮秣科，负责全县抗日资金的筹集（包括军粮、柴草的筹集），以保证抗日队伍的后勤供应和政府机关的开支。工作中，发现了一些牵扯群众切身利益的不合理问题：一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捐税摊派太多，一般都有几十种，每个月都有几次摊派和收款，群众负担重。二是负担办法不合理，多数是按地亩册摊派（地亩册是旧政府核发的，许多地主的土地多而地亩册登记的土地少），或按户摊派，或无规定的随意要，造成土地多、人口少的地主、富农少负担或不负担，而土地少、人口多的户，负担很重，甚至没有土地的户也要负担，出现了严重的不合理；三是地租重、利息高，占人数过半的贫苦农民生活困难。广大群众的实际困难，就是民主政府的工作重点。两县抗日政府都明令告示：停止一切乱摊乱派，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并在大会小会上进行宣传。对于村、乡、区的办公经费，也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求严格执行。封旧账，立新账，实行财政公开。以乡为单位，由工作干部率领，推选较公正的人组成查田定产工作队。有的地方设立了粮食助理员和地亩管理员，由他们负责丈量土地，查田亩，按产量定地级，按家庭人口去掉不负担上缴税（粮）的土地，按应负担上缴税（粮）的土地及地级实行累进，确定上缴税（粮）的数量。这些工作于1940年10月左右基本完成，大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

随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加强，地方税一律由政府统一征收，同时停止军队和党政机关自行筹款，逐步废除“多头签条募粮”的制度，采用统一粮票领取制，杜绝向农民乱摊派、乱募捐的混乱现象。这一制度的实行，既减轻了农民负担，也改善了党政机关和部队的供给。后来，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实行了“二五”减租、优待抗属和合理负担等法令，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

蒙山抗日根据地形成后，由于日军在“扫荡”中实行“三光”政策和对根据地分割封锁，加之自然灾害等因素，蒙山抗日根据地的财力、物力受到一定消耗和损失，在财政、经济方面遇到了严重困难。

为了保证抗日武装的军需供应，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于1940年夏，在蒙山里山神庙创办了纺织厂、被服厂。纺织厂用的线是老百姓用纺车纺出来的。一台机子每天织布120尺。被服厂（当时叫机子房）只有三四台缝纫机，无法满足军队需要，多数军服还需用手工做。缝纫工有当地农村青年妇女，有地方军事干部的家属。军鞋由纺织厂、被服厂集中做一部分，大部分由妇救会发动农村妇女承担。

伤病员的治疗、救护工作。1940夏，费北行署在山神庙设置了一个简单的治疗医院，许多伤病员在这里接受治疗。负责医疗的是续奉先，另有几个护理员。手术台是用门板支的。所谓手术，不过是包包扎扎，换换药而已，最大能做截肢手术。由于药品奇缺，治疗条件很差。在伤病员较多、护理人员不够时，根据地的一些女青年就主动参加救护工作。1940年春，第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五团、特务团和苏鲁支队攻打白彦日伪据点时，鲁南野战军第一卫生所驻白彦南的紫山一带。是年冬，卫生所转移到天宝山区。1943年8月，又转移至四开山区大、小涝泉。此间，每当伤病员多时，当地群众根据卫生所的安排，把伤势较轻的伤员接到家里护理。同年秋，武安战斗结束后，就有20多名女青年自动到猪尾巴沟诊所帮助救护。在日军大“扫荡”的严峻形势下，有时把伤病员秘密安置在群众家中治疗。费南县委把老三团的伤员安置到大峪沟村、郑城东大北庄、小北庄一带，隐蔽在群众家中，有的藏在地窖里，有的藏在山洞里。群众自己粗茶淡饭，把好吃的留给伤病员。没有药品就用草药、偏方治疗。个别因伤致残的战士无法归队，就在治疗的村庄成家立业，与其结婚的妇救会的女青年们，甘愿终生伺候。结婚之日，她们邀请山东纵队一旅三团的领导参加婚礼，三团的干部战士非常感动，在主力部队和当地影响极大。

1942年，在反“扫荡”斗争中，仲里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伤病员分散到各家各户，成功地保护了108名伤病员。

费北县柏林镇汪家坡村的管爱振，在反“扫荡”的艰难形势下，负责4名八路军伤员的护理工作。她把战士隐藏在离村很远的山洞里，每日送水送饭，精心照料。在一次送饭的途中，忽然与10余个日伪军遭遇。日军发现提篮里的饭菜，叽里呱啦地嚷嚷要管爱振说出伤员的下落。管爱振镇静自若，除了“俺是送饭的”一句话外，什么也不回答。日军恼羞成怒，把管爱振五花大绑，拳打脚踢，用枪托砸，打得她鲜血淋漓。在地里干活的公公跑来，为转移日军的注意力，抄起扁担向日军砸去。两名日军一起开枪，管爱振的公公倒在血泊中。此时，恰巧远处响起了枪声，日伪军慌忙逃遁。后管爱振一边为公爹守灵，一边继续照料4名伤员，直至伤员康复归队。1个月后，管爱振的丈夫王成启又在部队与日军作战中牺牲。管爱振为服侍婆婆未再嫁，表现出沂蒙红嫂的高尚品德。

在日军频繁“扫荡”和抗日军民反“扫荡”过程中，部队和政府把一些伤病员、军用物资分散到各村、各户隐藏。各户之间相互告诫和监督，彼此绝对保密，年年月月，习以为常，形成了制度和习惯。这种军民团结，鱼水情长，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精神，是最终夺取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泰西至鲁中南的秘密交通线 1939年春至1940年夏，泰西至鲁中南有一条秘密交通线，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自延安、晋西至鲁西、鲁中、鲁南等地的重要交通线。

这条交通线由西向东发展，在津浦铁路以东，根据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的指示，于1938年6月建立了泰宁边区自治委员会。“自治会”表面上巧妙地敷衍日伪军，暗中却控制了日伪盘踞的八、九区（今属新泰南峄、华丰东一带）的区公所和华丰煤矿的维持会，使其为共产党、八路军服务。在铁路以西、汶河以南，开辟了根据地，组织汶南工作团，帮助地方建立了宁阳县汶南临时工委。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为秘密交通线的开辟创造了条件。1938年6月，泗水县委已在北鄙（今属宁阳县东庄区）的田家小寨，利用地主田子鉴的家建立了一个秘密交通站。这一地带东接泗水、新泰，是鲁中南的西部门户，处于日军重要军事重镇兖州和日军重要据点泰安之间，正好是日军整个防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是建立地下交通站的理想地带。

1939年5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前梯队从泰西过汶河后，沿高桥（今属宁阳县罡城区）、杏山庄（今属宁阳县葛石区）、高家庄（今属宁阳县南驿区），从南驿车站以南约一华里的三号洞子附近穿越津浦铁路，进入宁阳九区，经北鄙向东，于27日进入蒙山西麓马家峪。此后立即发动群众抗日，协助费县县委组建抗日武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很快形成从马家峪、峡玕、李家庄、康阜庄、西武沟、东武沟、承安庄、公家庄、蒋沟、大夫宁、杨家庙、汪家坡、黄崖、杨谢、陈家庄、郭家庄、柘沟、万寿宫、邢家庄、薄板沟、栏马庄、岐古庄、东庄（以上村庄今属平邑县北部山区的仲村镇、武台镇、保太镇、柏林镇、卞桥镇、资邱乡）到上冶镇的大片蒙山前抗日根据地，为蒙山前秘密交通线的开辟打下了基础。

这条路线北靠蒙山，依山而行，距平邑、铜石、地方等日伪据点较远，较为安全。中共山东分局十分重视这条秘密交通线的建设，并派分局组织部的交通科长马子成常驻费北协助县委抓这项工作。马子成派仇季专抓交通站的建立工作。

从延安东来至蒙山前是一条中心交通线，在此南北分支：北翻蒙山（九女关、紫荆关）去鲁中和山东分局；南去经岳家村、朱尹、天宝山或经齐鲁地、东固、朱田到鲁南两条线。因此，蒙山前交通线是中心交通线和去鲁中、鲁南的南北交通线的交汇点、中转站。

从延安或由鲁西、泰西来鲁中鲁南或到中共山东分局的干部、部队和抗日物资从西而来，都是在此中转分别南去鲁南、北去鲁中和山东分局。从中共山东分局、鲁中、鲁南西去的人员也都来此中转，向西而行。

1939年6月的一天，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和政委朱瑞来山东，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1939年10月，罗荣桓等从湖西通过这条交通线来蒙山去抱犊崮。

1939年初冬，宁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马继孔接泰西军分区刘贤权司令员的命令，运送由延安发往鲁南的12万发子弹。马继孔带领宁阳独立营一连的100多名战士，在东平县九女泉接受了任务，每人带800发子弹，从肥城县塔房涉过大汶河，沿宁阳县六、七区（今属宁阳葛石、蒋集区）山南的小路到南驿，穿过津浦铁路，经东庄、谷堆（今属新泰市楼德镇），尧山口（今泗水县境内）到达蒙山西麓马家峪。然后沿蒙山前交通线折向南，过滋临公路把子弹送到鲁南。

1939年底，抗大第一分校奉中央的命令东进鲁中，马继孔带宁阳县独立营一连负责护送过津浦铁路，由泰宁“自治会”朱靖宇护送至蒙山西麓马家峪，再走白马关，从蒙山前杨谢、柘沟一带通过，经过蒙阴去沂南孙祖。

由于日军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给鲁中、鲁南根据地的供应造成困难，因此，通过秘密交通线，转运根据地急需的枪支、弹药、资金、药品等各种物资，便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当时，贺东升曾带领一一五师七团多次押运物资、弹药等往返于这条交通线上。

1940年初，中共山东分局去延安的八九名干部途经蒙山前的柘沟一带，经马家峪到石莱。由封振武负责护送，从南峄附近穿过津浦铁路到泰西，又由泰西的崔子明接续护送，再转交给下一站护送人员护送，直至延安。

5月，赵镈由泰西独立团警卫连护送，从泰西出发，途经郗家峪、峡玕，至蒙山前的杨谢村。此时，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也住在杨谢准备去延安开会。于是，泰西独立团警卫连又接着护送徐向前去延安开会。徐向前随行人员十余人，从杨谢村出发，沿山间小路，夜行晓宿，经峡玕、放城到达郗家峪。徐向前驻郗家峪沟北大门朝东的郗广明家。第二天夜幕降临后，他们又继续西行，一夜行军180里，过津浦铁路到达肥城西兰村泰西机关驻地。从这里又由泰西军分区政委李冠元带领两个连队护送徐向前去延安。赵镈由地方武装护送，从杨谢村出发去鲁南，组建鲁南区党委。

这条秘密交通线，是当时中共山东分局及鲁中、鲁南抗日根据地联系、沟通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条重要通道。徐向前、罗荣桓、朱瑞、陈光、萧华、陈士榘、陈明、韦国清、林乎加、杨勇等首长，以及其他抗日人员，都是从这条交通线上来往，许多抗日物资、文件也是从这条交通线上输送、中转，从未出现过失误，被誉为“安全可靠的红色抗日交通线”。

1940年夏，这条交通线停止使用后，中共山东分局开辟了一条新的中心交通线，即：从驻地经垛庄、徕庄铺、牛天、光山头、崔家桃峪、大炉至鲁南铁道游击队驻地，过微山湖，经湖西辗转到延安。

三、打击日伪顽 开辟扩大根据地

费北、费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军民抗日高潮的日益兴起，使日伪非常恐惧。他们调整了战略部署，环绕根据地，借助地势，多处安设碉堡，并且经常向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消灭八路军主力。顽固派和刘桂堂部，不顾抗日救国大局，经常和共产党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一一五师和抗日民众既要抵御日伪的“扫荡”，又要与顽匪的破坏做斗争。

1939年10月，日军精锐部队约1000余人，分四路追打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官于学忠所率领的第五十一军一部。于学忠率1000余人的部队向西奔逃到保太村时，日军已追到上冶。这时一一五师津浦路东支队司令员彭雄及两个连约500余人驻东庄村。彭雄司令员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伏击这支日军后，再撤到蒙山里。而一一五师主力两个连和协助作战的津浦路东支队三团与日军精锐快速纵队相比，力量悬殊。彭雄司令员决定把一个连部署在安泰庄以北，一个连部署在东庄以北，把骑兵排放在东庄南岭下作牵制，指挥所设在东庄北岭，在东庄村内留下一个排、一挺机枪，堵死东门，在围墙上挖好枪眼，以便近距离打击日军。

早8点多钟，日军的先头部队，如入无人之境，毫无戒备。当日军行至东庄村庙前，离东门不到100米处，埋伏在东门的战士一起开火，当即击毙日军七八人。日军不但没有溃散，而且马上兵分两路包围东庄。埋伏在东庄的伏击排，转到南面又打了一个袭击，然后顺大街出北门向指挥所靠拢，刚出北门即与日军遭遇。由于力量悬殊，伏击排伤亡过重，边打边撤向北山。北山指挥所只有1个连和津浦支队第三团的部分兵力。当日军追到北山，距前哨班只有50米时，前哨班突然开火，山上的部队也排枪齐发，掩护前哨班撤回到山顶。为了找到杀伤敌人更为有利的地形，彭雄命令部队向龙王山撤退。

彭雄率部抢占龙王山顶后，日军已紧追至半山腰。彭雄发现龙王山后是悬崖峭壁，再撤将造成重大伤亡。于是他对部队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要求等敌人靠近，近距离消灭敌人，不得后退半步，人在阵地在。当日军爬到距阵地50米时，彭雄手持20响的驳壳枪率众一起开火，打倒日军一片。日军依仗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组织了一次次冲锋，彭雄率部顽强抵抗，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刻，战士们居高临下用石头砸，整个龙王山枪弹如雨，硝烟弥漫，乱石翻滚……

东庄战斗打响后，隐蔽在庄南的骑兵排开始袭击日军，日军急忙派出部分兵力应对；埋伏在安太庄的一个连也从东南方向向东庄方向开火；津浦三团的部分兵力也在向日军开火，龙王山上和山下摆开了厮杀的战场。这几支部队在不同的方向，利用熟悉有利的地形，不断转移，展开游击作战。下午3时，龙王山形势紧迫，埋伏在安太庄的连队游动到龙王山后爬上了山顶，龙王山力量得到加强，战斗一直打到黄昏，日军害怕夜战，不敢恋战，急匆匆撤去。龙王山战斗取得了胜利。

这次战斗，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而且在政治上影响极大。于学忠部装备精良，仅机枪就有100多挺，弹药充足，但不敢与日军作战。一一五师从大局出发，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友军，抓住战机，消灭日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战后老百姓中又传一民谣：“五十一军是要饭的，秦启荣是捣蛋的，刘黑七是养汉的，八路军是抗战的。”

同年秋末，泗水县土匪、顽固派势力吕德廪、马宪玉等数百人，经常到蒙山一带抢劫，群众称他们为“驴马队”。为了彻底消灭这些土顽，泰宁边区人民自治委员会首先侦察好“驴马队”的活动情况，然后请求一一五师第七团助战。七团在团参谋长贺东升带领下，在马家峪全歼了“驴马队”。

1940年春，管友恩在洼里村战斗中公开叛变，投靠了国民党秦启荣部山东游击支队六团团长鲍峄山。他们勾结起来，为非作歹，经常到蒙山西麓仲村一带骚扰破坏。一一五师经过侦察摸清情况后，决定由主力七团在地方武装六大队的配合下，消灭这股反动势力。一天，七团团长李子英作了战斗动员。下半夜，七团在土顽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猛攻猛打，战斗很快结束。六大队看押着俘虏，天明时返回石井村驻扎。这次战斗，虽然管友恩跑掉了，但捉住了管友恩部一些骨干分子，并给鲍峄山的部队以重创。

从5月中旬起，日军对沂蒙山区实行分区“扫荡”。6月29日，大汶口、新泰、蒙阴、平邑等据点之日军2000余人，分8路进犯李家楼、南颜庄、盘车沟、白马关等处。八路军山纵一部分别予以痛击，毙敌100余名，缴获部分军用品。是役，山纵也伤亡50余人。

6月下旬，土匪刘桂堂的二团进大平安庄抢劫，被村自卫团打跑。当晚刘部又包围了村子，接连发起几次进攻，均被击退。后匪兵500余人分驻在小平安庄、西固等村，双方形成僵持局面。自春天开始，刘桂堂部曾骚扰过这里。事后，一一五师民运工作团孙恕之等人到该村开展工作，村内组织起自卫团。该村的共产党员孙嘉峰、孙嘉伟、刘建存等人参与自卫团的领导，至麦收时节，备战工作就绪。刘桂堂部抢劫受阻后勾结日军，于7月3日11时许，共出动日伪军500多人携带钢炮、迫击炮各数门，轻重机枪数十挺，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大平安庄村。村自卫团临危不惧，奋力迎战，用钢枪、土炮和手榴弹打击日伪军。激战3个小时，到下午2时许，天降大雨，自卫团土枪土炮受潮，火力锐减。日伪军乘机用轻重火炮猛烈轰击，炮楼被炸塌，围墙被打开数处缺口。村自卫团总指挥徐永义一边组织人员抢修，一边阻击日伪军进攻，用大刀、长矛、木棍与日、伪展开巷战，战斗坚持到黄昏。

一一五师主力闻讯，急调部队增援，但因天降暴雨，山洪暴发，部队未能及时赶到。日伪军攻入村内，大肆烧杀、抢劫，整个村庄毁于一旦。

是役，毙伤日伪军10余人，其中打死日军3人。村民牺牲30多人，受伤70余人。

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平安庄村民，面对训练有素、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毫不退缩，用土枪土炮与日伪匪三股武装力量战斗了1天，谱写了一曲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歌。

大平安庄战斗后，鲁南区党委在费南天宝山区小圣堂召开群众大会，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到会讲话，高度赞扬了大平安庄村民的大无畏精神。会后对大平安庄群众进行了安慰和救济。

7月28日，白彦自卫团伏击进犯魏庄的日伪军，毙伤日军数人，缴获枪支弹药一宗，战马两匹。

29日，平邑据点日军到蒙山前费北根据地抢粮。费北武装基干队与津浦支队三团在柏林摩天岭阻击日伪军抢粮队，打退日、伪军4次冲锋，并追击溃逃的日伪军至武安，俘伪军4人，毙伤多人。

8月6日，费北元郭一带民众自卫团，袭击费（县）泗（水）公路的日伪军，毙伤日伪军20余人。

9月18日，日军纠集14000余人“扫荡”沂蒙山区。虽然鲁中部队展开总破袭战，但此次“扫荡”使东蒙山区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月底，山纵一部为配合“百团大战”，反击日军对鲁中的“扫荡”，在2000余名武装民兵的配合下，将滋（阳）临（沂）公路平邑至泗水段全部破坏，拆毁木桥1座，石桥6座，以阻止日军的行动。

9月份，驻崇村的日伪军，进犯驻白彦小山后村的蒙山大队第五连。此次战斗中，蒙山大队队长郑凤林牺牲，第一一五师民运工作负责人张威负伤。

10月份，日伪军又对西蒙山区进行“扫荡”和“蚕食”。11月20日，日酋畑中带领日伪军，伙同刘匪一部，共约四五百人向西蒙山区进犯，并在武安设据点，企图以此控制蒙山前，分割费北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四团以两个营的兵力于当晚包围了武安。其中一个连队借夜幕掩护接近武安，被日军发现。日军以猛烈火力封锁了唯一通过东门的石桥。四团突袭未成，遂撤出战斗。

翌日晚，二旅四团在东门和西北角同时发起攻击，进攻东门的部队遭日伪炮火阻击，战斗激烈。进攻西北角的部队经过猛烈冲杀，突入村内，将日伪追打到村东部一酒店内。进攻东门的部队已攻进围墙，东西猛烈夹击，刘桂堂部溃逃。日军100余人垂死挣扎，几次反扑均未得逞，退至小围子内进行顽抗，并烧毁了附近民房。天蒙蒙亮，日军欲突围，四团一部绕至背后袭击，日军突围不成，又逃回酒店死守。下午，几架日军飞机飞来增援，恐被击落，盘旋片刻仓皇而去。黄昏时刻四团组织投弹组、火攻组准备对日军强攻时，日军残部弃尸逃窜。四团经1天2夜激战，攻克武安，同时，打退了铜石、地方据点日军的数次增援，歼敌300余人。

日军不甘心武安战斗的失败，23日又从费县城、地方、铜石、平邑等据点调集日伪军1000余人，分3路向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四团驻地奔袭。拂晓，东南路来犯的日伪军向十八村一带合围。四团占据卞桥东北塔佛山的制高点，在岭下小王庄与日军发生激战。四团集中火力给日伪军以重创，接着把日伪军压缩在小王庄南一片洼地里，日军几次突围未逞，顽抗待援。西路从平邑镇出动增援的日伪军，到达柏林即遭遇费北行署保安大队在几个岭头上的阻击，进展迟缓。至午间日伪军方进至石河东，又遇到一一五师警戒连截击，双方相持二三个小时。因受西路日军的牵制，一一五师未能达到全歼南面日军的目的，但也给来犯的日伪军以重大杀伤。这次战斗，毙伤日伪军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挺，步枪50余支，其他物资一宗。第二天，费北县委、行署和一一五师共同在岐古庄南大沟里召开祝捷大会。一一五师领导人陈光、萧华、作战科长李作鹏在大会上先后讲了话。费北行署党政军民1000余人参加了会议。

11月，日军分七路“扫荡”费南,重点为费南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蒋家庄。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和七团与日军激战终日，打退日军的进攻。

12月1日，日伪军2000余人进犯石莱、马家峪一带，一一五师第七团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毙日军大队长以下10余人。

抗日军民同仇敌忾，顽强作战，使日军“扫荡”连连失利。蒙山前和费南抗日根据地在打击日伪顽的斗争中不断地得以开辟和发展。

抗日军民在创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军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生活非常困难。因缺粮、缺衣，军民不得不靠树皮、野菜充饥；冬天无棉衣，战士站岗时披着薄褥子，长期无换洗衣服，满身虱子，穿的鞋漏着脚趾，从未有袜子穿。在反“扫荡”的困难时期，战士们冬天有时在山洞中御寒，三四个人合盖1床被子，夏天有时在树林里过夜，1棵大树下能宿营一个班。部队用泥盆煮野菜，把洗好的野菜一点点往泥盆温水中放，使水温保持相对稳定，以防把水烧开后再放野菜时，泥盆爆裂。这一经验被到处推广，使战士们吃上了热乎乎的野菜汤。尽管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的干部战士风餐露宿、吃糠咽菜、流血牺牲，但和日军血战到底的意志更加坚强，在1940年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经抗日军民的一致努力，蒙山和费南两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仍有一个大的发展。

第四节 上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领导人在平邑

中共山东分局在邢家庄召开表彰会 1940年春，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在蒙山前邢家庄召开抗日民族英雄表彰会。会场设在邢家庄村西，主席台正上方悬挂着“抗日民族英雄表彰会”的横幅会标。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领导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陈明、范明枢、萧华和费县县委领导刘次恭、李伯瑾、张若林在主席台就座。县内著名民主人士和士绅名流米栻民、唐绍典、李元松、续志先、赵仲三、孙宝珠、孙冠璧等人在台下前排就坐。

大会开始时卞桥民间乐队奏乐，这在蒙山前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可见会议规格之高。大会由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主持。地方党政军民数千人参加。罗荣桓政委在会议上介绍了米栻民率部联合各区联庄会在八埠庄一带两次伏击日军的事迹，赞扬了米栻民“自筹粮、自筹枪、自筹经费，拉起队伍自己供应”，敢于和日军作战的民族革命精神；揭发了刘桂堂、李文江（日军平邑据点伪费县警备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的卖国罪行。号召全党、全民学习米栻民等人的爱国精神。罗荣桓亲手给米栻民戴了大红花。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省著名民主人士范明枢在会议上先后讲话。他们重点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表扬了在座的民主人士在创建抗日根据地中所做出的贡献，号召社会各界各阶层加强协作，继续按照“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办法，做好抗日工作，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民主人士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抗日民主政府，拥护八路军，出钱出粮出枪支援抗战，积极投身抗战。县委统战部长李伯瑾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表示坚决贯彻执行分局首长们的指示，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界人士，动员各阶层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中共鲁南区党委在油篓成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为了“确保占领区”，对山东抗日根据地不断“扫荡”，实行分割和封锁。1940年春，日伪军将山东第一区党委（又称大鲁南区党委）的活动地区分割成蒙山南、蒙山北和沂河两岸三大片。为了有效地开展对日斗争，4月13日，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撤销第一区党委，分别成立鲁南、鲁中两个区党委。原第一区党委管辖的第一地委（泰山地委）、第二地委（沂鲁地委）、第五地委（鲁动东南地委）划归鲁中区党委；原第一区党委管辖的第三地委（尼山地委）、第四地委（鲁南地委）划归鲁南区党委。

5月，中共鲁南区委员会领导机构在沂南县青驼寺组建。接着到达天宝山区的油篓村（今属平邑县郑城镇）宣布正式成立。 赵镈任书记，魏思文任组织部长，林乎加任宣传部长，杨涤生任民运部长，于化琪任政府工作部长，宋子成任社会部副部长，孙学之任职工会长，宋逸安任农救会长，杜前任青救会长，李岩任妇救会长，南竹泉任秘书处主任。

鲁南区党委成立后，在油篓召开第一次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的方针》、《关于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以及《第一一五师创建抱犊崮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在分析鲁南形势，找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四项决议：一、撤销原山东第一区党委三、四地委；二、筹备召开鲁南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鲁南参议会和鲁南专员公署；三、发展主力部队，扩大地方武装，尽快组建鲁南军区；四、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抗日群众团体。依照区党委的决议，原山东第一区党委三、四地委于7月撤销，成立鲁南区党委一、三地委。一地委在原第一区党委第三地委的基础上组成，许言任书记，周蓝田任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杨士敬任民运部长兼群委书记，于康任工委书记，冯起兼任妇委书记。一地委辖泗水县委、邹县县委、泰宁县委、曲阜工委。鲁南三地委在原第一区党委第四地委的基础上组成，李乐平、杨涤生先后任书记，杨士法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周南任宣传部长，王永福任民运部长，牛一萍任工委书记，赵民三任农委书记，蓝铭述任青委书记，孙宇维任妇委书记。三地委辖临沂县委、邳县县委、苍马工委、郯马工委、东海工委等。另外鲁南区党委还直辖滕东县委（书记王丹墀）、峄县县委（书记纪华）、临郯费峄边联县委（书记孙振华）、费南县委（书记张林夫）。

鲁南区党委成立不久，即在油篓村召开了地、县委组织部长会议。会上，区党委书记赵镈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巩固党的指示，确立了党校的主要任务：整顿党组织，教育审查干部和党员。教材由党校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著作编写。审查的重点是，凡是党员失掉联系的、来历不清的、意识模糊的、行动越轨的、入党手续不完备的、参加过其他党派表现不好的、日军“扫荡”时妥协投降的等都要作为审查对象。经过整顿和教育，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鲁南区党委在整顿党组织的同时，还对各地、县委的班子进行了充实调整，使党的领导进一步得到加强，党组织进一步健全。

8月，一一五师政治部和鲁南区党委在费南公鸡山（今平邑县郑城镇巩家山）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讨论北方局关于根据地建设各项政策的指示，罗荣桓、陈光、赵镈等出席了会议。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岐古庄行政会议 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会，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化各界总会成立会，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联合大会在沂南县青驼寺召开，会上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战工会），民主选举产生了领导成员，标志着抗日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驻有山东省党、政、军、群等领导机关的沂蒙抗日根据地，成为当时山东抗日的领导中心，被誉为“山东小延安”。

省联合大会后，山东省战工会在青驼寺召开全省行政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鲁中行署主任王子文，鲁南行署主任于化琪，鲁西行署主任（兼职）萧华，泰山区行署专员赵笃生，清河区行署专员李人凤，胶东北海区等行政负责人。省临时参议会参议长范明枢，副参议长马保三、刘民生也参加了会议。黎玉主持会议，省战工会秘书长陈明作《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报告。报告对政权建设工作作了总结，提出了以后政权工作的具体任务，强调民主政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要继续扩大政权区域，加强对抗日军事工作的领导，健全与扩大地方武装，发展八路军主力部队；要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制定完善的法规政策，实现抗日民主政权的政令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全面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并与日本殖民政策作坚决斗争。

会议期间，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又称“九·一八”大扫荡）。为避开日军的“扫荡”，大会旋即移至费北县卞桥区的岐古庄（今属平邑县资邱乡）召开。会场设在岐古庄村南树林子里，主席台在两棵大柿树下。会议采取听报告和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期间还举办了文艺演出。

岐古庄村庄小，只有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及其领导人、《大众日报》社和一个警卫连驻该村，罗荣桓、黎玉、陈明等领导分别住在姜东邦、蔡成林、田增会等老百姓家中。省战工会机关设在岳家村杨万明家。为保证大会的安全，山东纵队副指挥兼第一旅旅长王建安带领约3个团的保卫部队，部署在岳家村、尹家村和岐古庄周围的山岭上。费北县委、费北行署组织地方武装，负责社会治安、检查过往行人，严防密探，确保会议消息不外泄。他们每天都要向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萧华请示汇报。会议期间，一一五师司令部由桃峪移至岳家村、时家村一带（11月7日由此经聂家庄去鲁中），时《大众日报》社印刷厂设在蒙山里裤腿、洼店。

大会在此召开了40天，期间，省战工会和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在岳家村还主持召开了费北县参议员会议。费北参议会的参议员，小学教师和开明士绅参加会议。

1940年11月21日和24日，武安和塔佛山战斗先后取得胜利。25日在岐古庄村南召开了祝捷大会。罗荣桓、陈光、黎玉、萧华、陈明、李竹如和费北县党政军群组织负责人及抗日民众数千人参加了会议。陈光、萧华、李作鹏等人先后在会上讲话。号召广大军民积极行动起来，以搬空、藏空、躲空对付日军的“三光”政策。

1940年11月26日，山东省战工会从岐古庄撤离，前往东蒙山前的薛庄一带。一一五师第七团和教导二旅四团转移到蒋沟北至柳家村一带。

中共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桃峪扩大会议 天宝山区抗日根据地开辟以后，1940年9月上旬，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在天宝山区的桃峪村（今属平邑县郑城镇）召开扩大会议，朱瑞、罗荣桓、陈光、萧华、彭雪枫和赵镈、张霖之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了山东面临的斗争形势，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会议结束后，罗荣桓、陈光又主持召开了由师直机关各部门、各支队主要负责人和鲁南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为期三周。这是一一五师入鲁以来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

罗荣桓在会上作了关于一一五师在山东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指出:一一五师进入冀鲁边、苏鲁豫、鲁西、鲁南等地区后，开辟了根据地，给这一些地区输送了近300名党政干部，帮助建立了一批县级政权。扩大了八路军的力量，建立了鲁西、鲁南两个军区和6个军分区。在统一战线中，执行了党的政策，增进与友军的团结，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和各个击破顽固势力，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他用“插、争、挤、打、统、反”6个字生动地概括了鲁南对敌伪顽斗争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经验。“插”，就是插入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空隙地带，隐蔽地由边缘伸入到腹地。“争”，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争取一切抗日力量。“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势力。“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同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驻在鲁南的东北军疏通团结，建立和保持统一战线。“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

会议还讨论了落实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提出的“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问题。罗荣桓结合一一五师的实际，提出在部队中普遍开展建设铁的模范党军活动。铁的模范党军应具备的五项条件：（1）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地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2）普遍深入地建立与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3）实现高度的政治团结，建立无产阶级的友谊，自觉地遵守纪律，不断地求进步；（4）灵活、机动、果敢、坚决，发扬我军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5）坚持严肃、紧张、精细的工作作风，坚定不屈不挠的革命立场。

桃峪会议结束后，各部队认真学习贯彻山东分局党的扩大会议精神，对所属部队进行有计划地整训。罗荣桓、陈光深入基层和连队，对射击、刺杀、投弹、近迫作业四大技术和内务卫生、军队礼节、制式教练等各项工作进行具体指导。通过创建模范党军活动，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技术，而且密切了党政关系、军民关系，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建设的巩固和发展。9月下旬，根据中共山东分局桃峪扩大会议的决定，建立了统一领导鲁南地区抗日斗争的最高领导机构——鲁南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赵镈任副书记。一一五师于1940年7月23日至10月23日驻桃峪，10月23日师司令部过滋临公路到岳家村，11月7日离开岳家村经费县聂家庄去鲁中。

中共山东分局在栏马庄召开会议 1940年10月，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纵队在蒙山前的栏马庄召开会议。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省战工会主任黎玉、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以及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等出席。张经武、罗荣桓、杨勇分别住在栏马庄王秀兰、彭东泰（地主）和宋振山家。会间，费北县委委员李伯瑾、张若林接通知前往汇报工作。当汇报到费北行署主任陈克铺张浪费、生活作风腐化以及除奸科长蒋爱民违法乱纪等问题时，朱瑞非常严肃地指出，此类问题必须马上处理纠正。

不久，山东省战工会主任黎玉和赖可可、李竹如等率省战工会机关部分人员到柘沟村参加费北县委和费北行署会议。县委和行署对前段工作作了总结。刘次恭、李鲁生、李伯瑾先后发言并揭发了费北行署主任陈克和费北行署除奸科长蒋爱民等人的问题。随后，战工会领导人发言肯定了费北的工作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几天后，省战工会决定对费北行署主任陈克和蒋爱民禁闭审查，对其问题待进一步调查落实，听候处理。会后，省战工会决定撤销陈克的费北行署主任职务，调徐元泉接任费北行署主任，随徐元泉调来费北的张涛、阎墨林、李景壁、朱焕章等分别担任各分区指导员。

费北县委、费北行署根据群众、干部、党员和民主人士对蒋爱民问题的控告揭发，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蒋爱民滥用职权，捏造罪名，陷害他人，乱杀无辜，生活腐化，道德败坏，严重败坏了党的声誉。为平民愤，挽回影响，费北县委在康阜庄村东召开了村民大会，对蒋爱民进行揭发斗争，随后在孙家庄集召开群众大会，县委书记刘次恭宣布蒋爱民的罪行和判处死刑的决定，执行了枪决。

中共山东分局在北庄召开军事会议 1940年秋，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资邱的北庄（今属平邑县资邱乡）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活动在蒙山一带的主力部队连以上干部和费北行署科以上干部共三四百人参加。会议开了两天，朱瑞作了《从国际到山东》和《山东党政军组织整顿情况》的报告。

《从国际到山东》是朱瑞在青驼寺召开的建立全省统一行政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省参议会和各群众抗日团体领导机关的联合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报告阐述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山东的抗战形势及任务等内容。基层的领导干部第一次受到系统、全面、深刻的教育；《山东党政军组织整顿情况》使与会者对全省党组织整顿和发展、全省武装部队整编、全省政权系统建立有了全面的了解。两个报告，使与会干部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抗战信心。

鲁南区党委在公鸡山召开妇女干部会议 1941年3月29日至31日，鲁南区党委在费南县公鸡山（今巩家山）召开鲁南区全体妇女干部会议。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到会作《论中国妇女的地位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报告，与会妇女干部500余人聆听了报告。广大妇女干部进一步认清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方向，增强了搞好妇女救国会工作的信心。

抗大一分校进驻蒙山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及其所属几个分校，是中国共产党培训军队干部的学校。其中一分校创办最早、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参加的战斗和培训的干部最多。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1938年12月25日，抗大一分校在陕西省延长县成立，由抗大五大队、六大队、陕北公学栒邑分校大部和抗大三、四大队的各一部，及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一部分组成，计3000余人。1939年11月25日奉命东迁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于12月24到达蒙山前的郭家庄和陈家庄（今属平邑县柏林镇）。在此休整数日后，于1940年1月12日胜利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山东省沂水县南部的孙祖、张庄一带。

抗大第一分校抵达沂蒙山区后，归属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纵队领导。周纯全任校长，李培南任政治部主任（后任政委兼主任），袁也烈任训练部部长。分校下辖3个支校：一一五师教导大队为第一支校（也称第一校或鲁南支校，主要活动在蒙山和鲁南地区）；鲁西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为第二支校（也称第二校或鲁西支校）；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与部分抗大一分校干部合并组成第三支校（也称第三校或胶东支校）。以后，根据时局的需要，所属机构不断变更。

抗大第一分校直属学生队共五个大队：第一大队在胶东地区独立进行教学活动；第二大队主要培训乡、区、县地方干部（也称建国大队，代号兰州大队）；第三大队，也称特科大队，主要培训学习机枪、爆破、防化等军事知识；第四大队分政治队和军事队，下辖六中队、七中队，中队下辖3个区队，区队下辖几个班。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并入抗大一分校，列为第五大队。

开展民运工作。为支持蒙山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1940年春，抗大一分校建立了民运工作团，罗野岗任团长。罗野岗率工作团在蒙山前的万寿宫，把工作团分成若干小组，分到各区协助工作，并逐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后来，工作团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由蒙山前扩展到蒙山后的团埠、大庄一带。

民运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组织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国；二是动员青年参军、扩军扩党；三是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分化地主士绅。其后，民运工作团又组建为抗大独立团，由罗少卿任团长，罗野岗任政委。抗大一分校所到之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协助地方抗日政府发动群众抗日。

1940年8月，抗大一分校驻垛庄。文工团翻过蒙山，在十八村一带为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第四团和第六八六团慰问演出。一次，在小卞桥村刚化好妆，陈光代师长正讲话，便遭日军偷袭。文工团立即转移到村北的山沟里。天亮战斗结束，文工团回来接着演出。演出结束又去桃峪，为一一五师师部演出。

1941年3月8日，由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20余名女学员（其中有3名十三四岁的男生）组建了“姊妹剧团”，主要活跃在费北抗日根据地，自编自演小型曲艺、歌舞等。针对费北县卞桥区十八村一带反动会道门“红枪会”组织暴动的行为，姊妹剧团团长辛锐及时编写了小剧《红枪会》，自己亲自扮演“红枪会”头子，教育群众充分认清了“红枪会”的反动本质。反动会道门“万仙会”经常装神弄鬼，蛊惑人心，危害极大。辛锐和指导员甄磊便编演一出《万仙会》的小剧，揭发了其反动本质，教育了广大群众。为配合动员青年参军参战运动，“姊妹剧团”在费北岳家村等村庄，上演了自编的《送郎参军》，不仅深受群众的欢迎，而且鼓舞了许许多多的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除了编演一些小型曲艺外，她们还排演像《雷雨》、《血路》等一些有影响的大型剧目。

“姊妹剧团”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妇女、群众打成一片，除了演出排练剧目，还发动妇女做军鞋、纳鞋垫、做钢笔套、缝针线包等，组织带领群众积极支前。

坚持蒙山反“扫荡”。1941年秋，日军“扫荡”沂蒙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及时做出了反“扫荡”部署。将主力部队拉出日军合击圈，转到外线牵制、打击日军。为配合外线作战，以抗大一分校为主成立了蒙山警备区，坚持内线斗争。任命抗大一分校训练部长袁也烈兼蒙山警备区司令员，山纵民运部长朱则民兼政委。蒙山警备区辖蒙山、蒙西两个支队和附近的5个县大队，兵力约三四千人。为配合内线作战的需要，党内建立了蒙山工委，于杰任书记，辖费北、费东两个县委，政府职能由费北行署代行。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周纯全统一指挥蒙山警备区、蒙山工委及其蒙山周围县的反“扫荡”斗争。

作为蒙山警备区主力的抗大一分校，校部机关人员分到连队，同学员们共同作战。其下辖各县大队在各县内分散活动。需要时由蒙山警备区统一协调、指挥。抗大第一分校三大队在西蒙山活动，五大队在东蒙山活动，二大队在中蒙山的塔山、玉皇顶、望海楼一带活动，他们依靠群众，机动游击，依托蒙山与日伪周旋。

1941年10月31日，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周纯全和费北行署主任徐元泉在岳家村主持召开了反“扫荡”会议，传达了省战工会关于反“扫荡”的指示：日军于近日内对蒙山根据地将有一个大的行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体军民进行疏散和反“扫荡”。会上决定费北行署、县委机关立即转移，跳出圈外，转移到徂徕山区；抗大一分校宣传、后勤等机关要疏散，武装力量由周纯全校长带领固守蒙山内线作战；并由费北县委代理书记李鲁生、抗大一分校的何平、费北行署的陈明五等人组成反“扫荡”指挥部，辖费北行署教导队、行署保安大队、4个区中队和费东独立营，坚守蒙山根据地，穿插作战，不得已时向天宝山区转移。

在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周纯全的统一指挥下，为了粉碎日军的“扫荡”，中共费北县委在思想上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反“扫荡”的宣传教育，提高了对这场斗争残酷性和严重性的认识，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在军事上整顿部队，加强训练，提高战斗能力；在组织上精兵简政，疏散人员，安置好干部家属。早在1941年的8月份，抗大一分校的少年宣传队就开始疏散。费北县委和行署接到安置命令，利用当地党政军干部的可靠亲属，将这些抗大少年宣传队的队员分散安置到各个家庭中隐蔽，并分别起了化名。大“扫荡”结束后，又把他们安全送回抗大一分校。

11月1日，校部及二、三、五大队先后进入中、西、东蒙山，4日，日军开始“扫荡”。日军采用“铁壁合围”、“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校长周纯全率训练部、五大队跳出东蒙山南部后，活动于鲁山至蒙山北部一带，日军跟踪而至，五大队乘日军之隙，夜间穿过封锁线，跳到泰莱根据地，一般在一个地方住一天就走，分散行动，飘忽不定，使日军摸不清活动规律和驻地。经过20多天的周旋，甩掉了跟踪围剿的日军。抗大一分校各大队在蒙山地区与日军周旋，日军来就打，打不了就走，日军不来就进行教学。11月上旬，五大队奉命驻到蒙山前柏林村（今属平邑县柏林镇），平邑据点出动的日伪军还未到村边，哨兵发现即同日伪军交火，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副队长汤士慧把队伍带到山后隐蔽，避开了日军的锋芒。第二天学员们在西蒙山的山峪进行简装，埋藏了书籍文件，减去被子里半截棉絮，挎包只带了准备在反“扫荡”空隙中用的书和教材。这时日军已占领了东蒙山中心区。抗大第一分校和五大队经蒙山西部的九女关、白马关，转移到蒙阴西北的泰莱根据地。校部得到日军已从蒙山撤出的情报后，开始南下蒙山。五大队二中队走在校部前面，当行至蔡庄北面一座高山下时，和日军遭遇，二中队抢占山头，周纯全校长在最危急的时刻亲临前沿指挥，打退了日军的几次进攻，掩护校部和其他大队安全转移。

大“扫荡”开始后，日军在西蒙山南险要山口猪尾巴沟（今属平邑县卞桥镇），建立了据点，修筑了炮楼，不仅进山掠夺粮食、牲畜，而且构成对费北党政军机关和武装的直接威胁和封锁。11月中旬，三大队一中队一区队奉命下山背粮，接近猪尾巴沟口时，远远看见日伪据点内出来100余人，沿山沟小道去山外抢粮。一区队当即把日伪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日伪军被打懵了，扔下抢粮工具，掉头就跑。一区队的学员们边打边追至据点附近，见有日军出来接应，才停止追打。

鉴于猪尾巴沟日伪据点对西蒙山抗日武装的威胁，抗大一分校三大队决定拔掉这颗钉子。11月22日傍晚，担任主攻的三中队在夜幕掩护下靠进炮楼，用炸药包将围寨炸开一个缺口。一中队和突击队陆续冲进围寨。日伪军集中火力封锁突破口。三大队进行强大火力压制，突击队和一区队两进两出突破口，终因通路太窄，大部队无法通过，日伪军又有增援，拂晓，三大队撤出战斗。日伪军遭此打击后，死守据点，再不敢出动。12月上旬，日伪军见形势不利，弃点而逃。

30日黄昏，三大队一中队奉命到紫荆关以南的东山峪（今属平邑县卞桥镇）负责东面的警戒，以保障大队的侧翼安全。翌日拂晓，日军向东山峪展开进攻。一中队哨兵鸣枪报警，全队迅速集结，从村西撤出；日军从村东进攻，一中队指导员李民率一个班断后，边打边撤至山头，日军不敢贸然前进，便用火力狂轰滥炸，造成一中队9人伤亡。

为避日军锋芒，免遭更大伤亡，一中队决定以班为单位，分散行动，在龟蒙顶集结后，向大队指定的西蒙山北侧的团埠、布袋峪西山口外小村转移驻扎，负责警戒新泰、蒙阴方向的日军。翌日清晨，蒙阴、桃墟的日伪军乘车向小村驰来。一中队撤至进山口，占据有利地形。一区队分散隐蔽在山后，分成战斗小组打麻雀战，以杀伤、迟滞日伪军的行进，为大队转移争取时间。10时，日伪进入山口时，一中队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射投，炸得日伪军东跑西窜，哇哇乱叫。恼怒的日伪军，重新组织火力展开反攻。一中队依托有利地形，一直坚持到中午，待大队部及其他部队安全转移后，撤出阵地，消失在蒙山深处。日伪军“扫荡”落空，夜宿团埠。夜幕降临，一中队学员配合当地民兵，在日伪驻地四周，用鞭炮炸响洋铁筒进行干扰。次日天不亮，这股疲惫不堪的日伪军只好溜走。

12月下旬，伪军在西蒙山南北道上的前程子村，安设了新据点。三大队决定乘伪军立足未稳拔掉它，当派出的侦察班接近伪军据点时，忽然四面响起枪声，百余伪军蜂拥而来，侦察班利用地形就地隐蔽，准备战斗。此刻，日本飞机误判，向南北山头伪军的据点周围投下数枚炸弹，顿时火光冲天，人仰马翻，侦察班乘机原路返回。

当晚，拔除前程子村据点的战斗开始，由一中队担任主攻，在东南方向突破。工农队配属一个中队由西面进攻，夹击伪军。三区队为突击队，其余两个区队和配属中队顺序跟进。当突击队隐蔽通过外壕接近鹿砦时，被伪军发现，一中队立即展开火力以强攻作掩护，突击队乘势将围墙炸开了一个缺口，伪军火力封锁缺口，突击队难以突进；梯子队搭起梯子，突击队乘势蹬梯进入围寨，打开东门，后续部队冲进东门，猛打猛冲，伪军不支，退缩在中心碉堡负隅顽抗。突击队就用干柴围烧碉堡，火借风势，直窜楼顶。伪军纷纷从通向北山口的地道逃跑。前程子据点被拔除。

11月30日拂晓，山东分局、省战工会、一一五师机关，以及《大众日报》社、医院等单位的1000多人被合围于大青山。形势异常危急。周纯全、李培南、袁也烈、阎捷三等立刻组织五大队的二、三中队抢占高地，阻击日军，掩护领导机关向日军兵力较弱的方向突围。

阎捷三率校警卫连和山纵特务连，向西蒙山方向边打边冲，顽强地撕开一个突破口。当突围人员冲到谷底沙滩时，遭到日军的猛烈射击，有些突围人员不幸中弹。队伍中出现了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搀扶伤员向前疾进的悲壮场面。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第五大队第二、三两个中队，从两侧高地向日军实施主动冲击。冲在最前面的警卫分队回身向两侧敌人猛烈还击，牢牢控制着突破口，掩护所有突围人员冲出了日军的合围。而第五大队的第二、三中队的两个区队几乎全部阵亡。第二大队政委刘惠东等160余人英勇牺牲。抗大学员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学校全体人员的胜利突围，为山东抗战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战教合一。1940年至1942年间，沂蒙山区处于敌、伪、顽、匪和共产党八路军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之中。这就决定了抗大办学必须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抗大”既是学校，又是战斗队。学校的编制是教育编制与军事作战编制相结合。

抗大第一分校也是山东军区下辖的一个支队（对外称十支队），肩负着配合兄弟部队作战的任务。抗大第一分校的校长称司令员，训练部长称参谋长。战时，以战场为课堂，通过战争学习战争。

抗大一分校在蒙山反“扫荡”的艰难环境中，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教员兼任连队的行政职务，使战斗行动指挥与教学计划的实施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教学的方式上，平时以连队（中队或区队）为单位集中实施教学；遇有战斗或执行任务时，则以排或班为单位分散上课。教员（连、排长或指导员）随身带上教材及必要的参考材料，利用行军中的大休息或宿营后的空隙，进行讲课。结合身边发生的战斗，讲授战术。实行讲授、听讲与组织讨论相结合的方法。抗大一分校自组建到离开山东的7年间，培训干部约2万人（含各支校），70%分配到部队，30%分配到地方。

第一支校。抗大一分校由3个支校组成，第一支校由一一五师教导大队改称，随一一五师来沂蒙山的教导大队，长期活动在蒙山南麓。大队辖司、政、后3个处和5个学员中队。大队部设正副大队长和正副政委。配备组织、宣传、民运、保卫、青年、军教、军政等干事。另有政治、军事、文化教员及后勤勤杂人员。李梓斌任大队长，刘兴元任政委。每个中队设正副队长和正副指导员。中队下设3个区队，有正副区队长各1名。一中队培训部队副排至副营职军事干部；二中队为政治队，培训副排到副营职政治干部；三中队学员主要是战斗英雄、攻城模范、积极分子和老战士；四、五中队是地方干部队，学员由地方县、区、乡、村干部及青年学生组成。经过培训，学员毕业后回原单位，青年学生分配到各地。

军事队和政治队的军事训练计划和政治学习任务，主要是提高学员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使学员胜任部队基层军、政干部职责为目标。军事训练包括管理条令、队列条令和战斗条令等，重点是进行战术技术训练。政治课主要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统一战线政策与独立自主原则，以及政权建设、群众工作的方针、政策等。其他几个队除了学习上述内容外，还要辅之以地方工作等内容。每期训练时间视训练完成情况及工作需要而定。学习结束时，进行鉴定，举行毕业典礼，发给毕业证书。

一一五师教导大队于1939年6月在太平集子举办了由费县、新泰、蒙阴3地抗日积极分子参加的培训班。从1939年7月开始至11月相继在蒙山前的陈家庄、杨谢、柘沟、孝义（今均属平邑县柏林镇）举办了3期地方干部短期训练班。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如何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区、乡、村政权，组织武装等。蒙山前的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150余人参加了学习，学员结业后大部成为发动群众抗日和组建地方武装的骨干。

1939年冬季，教导大队在荆山庄、公家庄（今属平邑县保太镇）一带，举办了一期军事训练班，参加受训的主要是费县游击司令部各游击大队的地方干部。培训班采取讲课和军事训练相结合的方法。

1940年3月，教导大队在天宝山区的昌里、东卓庄（今属平邑县铜石镇）一带活动。为适应抗日根据地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急需大批领导干部的现状，又招收一批部队军政干部和地方干部，组建了5个队，共有600余名学员接受培训。6月，教导大队改为抗大第一分校第一支校（又称第一校）。

由于校部和支校不在一地，加之战时条件限制，一段时间内，第一支校既受校部领导，更直接的是受一一五师领导。1940年8月中旬后，天宝山区（今属平邑县地方镇）由于廉德三叛变和刘桂堂的骚扰，处境异常困难。11月初，第一校由天宝山区向南转移，经白彦，沿滕、费、峄边区的枣树岭、徐庄、北庄，到达抱犊崮根据地的马山村。此间，为转移日军的视线，第一支校对外称八路军大炉学校。在驻马山村的几天内，支校的二、三中队在参谋长胡大荣的统一指挥下，配合六八六团参加了攻打抱犊崮山区反动堡垒孔家庄的战斗。一支校的任务是利用庄西北有利地形，执行截击任务。孔庄战斗胜利后，支校又迁至石坑，后又迁往东崮口、西崮口、南天井汪、北天井汪一带居住了4个月。1941年5月中旬学校重返天宝山区。在此期间，整日与刘桂堂对峙、拉锯，经常穿插于常庄、土门、山阴、辛庄、卓庄、昌里（今均属平邑县）等地之间。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学员们从战争中学会战争，在斗争中增长才干。1941年7月，一支校转移到滨海区。

第一支校在蒙阳大地辗转两年，举办了多期短期培训班和两期正规的学员培训队。为部队和地方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的党政军干部，对培养各级各类干部，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巩固和扩大蒙山和天宝山抗日根据地起了巨大的作用。